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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区合并保护旧城?

2002-12-1 11:00| 发布者: 郭人旗| 查看: 767| 评论: 0

    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北京市政府关于调整首都功能核心区行政区划的请示,同意撤销崇文区和宣武区,将其分别并入东城区和西城区。这样,原来的北京旧城四区被合并为东城、西城两个行政区域。

  合并:能否救旧城保护于水火?

  四区合并再引旧城保护话题

  关于北京市此次调整行政区划的目的,官方表述为“四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推进区域均衡发展;有利于提高核心区的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有利于加强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这是北京市自1958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行政区划调整,此举也引发了众多的争议和质疑。不过,最突出的矛盾以及争议的源头,还是集中在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问题上。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过推动首都功能核心区行政区划调整,使行政区划与城市区域功能相协调,可以增强市、区两级的科学调控能力,解决崇文区和宣武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资金不足的矛盾,在更大范围内对旧城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从而改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

  旧城保护的最后一次机会?

  对很多人来说,古老而不乏烟火气的街道,哪怕是老宅里一面山墙、一口老井、一棵石榴树,都维系着他们的记忆和情感,但对于记者采访到的一些原崇文和宣武地区的居民来说,他们更关心的还是合并后是否能从东城、西城得到经济上强有力的帮助,从而改善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

  “西城区有钱,合并后应该能把我们这儿给改造改造,当然好了。”对于四区合并的做法,居住在宣武区老墙根胡同的关先生说。40年来,他一直居住在这个由四合院改造而成的大杂院里。“这里挤了20多家人,我们一家三口,就这10平米,日子难过啊。”关先生感慨道。“早就想搬了,可没钱买房,只能将就着呗。”最近,关先生听说大杂院所在的区域要拆迁,能拿到一笔合理的补偿款,足够在外城买套房子,这成为他现在最大的期盼。

  而与居民们“恨不能早拆”的心理迥异,对于四区合并,专家们最关注的是:这样的行政区划调整,是否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旧城风貌。

  一位专家将这次行政区划调整称之为北京旧城保护的“最后一次机会”。他担心,四城区合并后特别是初期的调整阶段,一些历史街区的保护和管理可能会产生“真空地带”,稍一疏忽和放任的话,本已支离破碎的北京旧城历史风貌将受到更大的毁坏。

  曾参与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毛其智认为,从积极的角度出发,北京市政府的“四个有利于”以及“区划调整后可以集中力量加快老城区改造,加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力度”的提法,还仅仅是政府单方面的美好愿望。“希望媒体和公众能予以鼓励和督促,争取向好的方面发展。”毛其智说,从客观上看,四区合并为两区仅是政府管理形式上的改变,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思路,仍将发展经济作为第一位,则北京旧城历史文化环境被破坏的趋势还将继续。

  争议:

  “失魂落魄”的老四合院

  已历经数百年历史的旧鼓楼大街,位于老北京城的中轴线上,它从北至南,笔直整齐地把北京内城划分为东城和西城两个区域。

  胡同和四合院,是最能代表老北京城历史的两种物质文化形态。虽然历经自然和人为的种种磨难,如今,旧鼓楼大街两侧仍旧分布着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在众多的胡同中,张旺胡同普通得有些默默无闻,而坐落于其中的19号四合院,在左侧一座由四合院改建而成的现代化宾馆的映衬之下,更是显得破败落寞。

  从外面看,19号院仍保留着传统北京四合院的形貌:坐北向南,青砖碧瓦,朱红色大门偏居东南一隅,在树木的掩映下显得庄严静穆。但当迈进院内时,映入眼帘的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传统四合院平缓开阔的几进院落式格局早已荡然无存,影壁、游廊都已被拆除;正房、厢房南北左右对称的格局也已被分割成众多杂乱封闭的小空间;院子里,各种私搭乱建、奇形怪状的建筑物使得整个院落显得拥挤不堪——即使是保留下来老四合院,也已失了当年抖擞的精气神儿,显出一片破旧杂乱的景象来。

  “我们对胡同生活早已厌烦”

  文古清是一位颇具文人气质的技术工作者,从祖父那一辈起,他们家就搬进了19号院。他告诉记者,这座建于晚清时期的院落原是清朝翰林郭则云的宅第。这位翰林的传奇之处在于“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林则徐的孙女,第二任妻子是俞平伯的姐姐”。文古清说,祖父在1954年携家搬到此处,1966年“文革”开始后房子被充公,之后就变成了如今的大杂院,共住着20多户人家。他们一家三口现在只拥有其中的两间房子。

  谈及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保护,文古清有许多自己的看法,“我并不是反对保护胡同和四合院,但首先要弄清楚究竟要保护什么!现在标准的北京四合院已经很难见到了,即使有,也都变成大杂院、棚户区了。” 文古清表示,出于各种用途,仍旧残存的四合院被私搭乱建得不中不洋,不伦不类,居然还出现了二层楼的别墅式四合院甚至高层“四合楼”。“搞得胡同变成胡弄,四合院变成四不像。”

  在文古清看来,“亭台楼阁塔殿宇”才是中国传统的建筑精华,四合院在建筑技术上并无太大研究借鉴价值。“当初梁思成所说保护传统建筑其实指保护有考古价值的千年古迹、经典建筑,如明清以前的庙宇、北京老城墙和箭楼等。他从来没有说过要保护这些胡同和四合院。”

  “我们对这样的胡同生活早已厌烦,而一些专家却甘之如饴,鼓吹保留。”文古清有些激动地说,“谁不想住进设施齐全的楼房?当然,一些人怕搬到远郊区县,工作、生活不方便,极个别的老人担心动迁后住楼房,腿脚不利落上不去,不过,要是能让儿孙不再受这份窝囊罪,就算是90岁老人都愿意搬迁。”

  他们就该甘当“活化石”?

  “当多数人都住进生活设施现代化、干净整洁的楼房时,却让老城区的胡同居民扮演原始生活的活化石、活标本,以供参观使用,这不公平。” 文古清说,修复一些典型的四合院供参观游览就可以了,“其余大小杂院应该全部拆除,这是我以及周围邻居的一致呼声。”

  随后,在文古清的陪同下,记者先后走访了张旺胡同以及西城区的国旺胡同、国华胡同和豆腐池胡同,并了解到:张旺胡同在中轴线上原有的三四座传统四合院,现被北京标准件二厂拆毁,建起了多座高大水泥厂房,占了胡同的一半还多;国旺胡同以北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建起的简陋厂房以及简易楼,现因建地铁八号线正在拆迁;豆腐池胡同的“敕建重修清净宏恩观”(俗称“娘娘庙”),几十年前被用作冲洗钢铁盘条的酸洗车间,毁得伤痕累累,缺鼻损目,而这条胡同的一半,则被已经废弃的东城区职工业余大学旧址占据……

  “对于这些不伦不类的建筑群,拆除才是保护。”文古清认为,而今北京胡同内现存的大多并非是原汁原味的四合院,而是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垃圾型建筑”。

  在此过程中,记者与多位胡同内的居民进行了交流。与文古清的观点相仿,他们都认为胡同内这些民居不是四合院,居住环境脏、乱、差,没有多少保护价值。“你们不要看了,这根本就不是四合院,就是些大杂院”。88岁的刘大爷误认为记者是来参观的游客,诚恳地对记者说。而在记者身旁,一辆辆人力车载着三三两两的中外游客陆续经过,留下一道道充满好奇的目光……

  相比之下,居住在宣南荧光胡同的张先生则温和一些。“说实话,我也不喜欢现在这种居住环境,但我觉得不一定非要通过拆迁的办法解决,政府可以出钱来对胡同和四合院进行修缮,改善我们的居住条件。”张先生说,这些胡同和四合院都代表着一段历史,完全拆掉确实可惜,但他同时表示,不赞同有些专家所主张的一成不动的保护,“历史是要保留,但我们的生活条件同样也要有改善。”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万建中与张先生的观点相似:“旧城是要保护,但居住在其中的居民也有享受现代化生活的需求,旧城保护应该与现代化建设同步发展。”
 困惑: 发展与保护,如何协调?

  旧城风貌仍在恶化

  “我要来看北京城,是因为全世界只有这一座古城,这里既有最好的城市规划,又有最坏的城市规划。”一位英国学者曾经如是说。他的“最好”,指得是13世纪元大都的营建规划,而“最坏”,则是指今天。

  尽管这位英国学者的观点值得商榷,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现今所面临的窘境。一座具有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城市,如何在实现现代化、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同时,尽力维持城市原本的历史文化风貌?

  近年来,北京市在古都风貌和文物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积极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大旧城风貌保护力度、逐步推进旧城人口外迁等。在文物保护方面,北京市历年来共分3批公布了4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其中旧城内达到33片。

  “但整体来看,旧城风貌仍在持续恶化,情况不容乐观。”据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联合调研组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北京旧城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城市核心区功能过多,人口、交通压力过大,使得旧城风貌保护和改善民生的难度越来越大;大量文物保护单位被机关团体和居民占用;旧城内的胡同数量持续减少。

  有关研究显示,1949年北京旧城胡同有3250条,1990年有2257条,2003年只剩下1571条。目前划定的33片保护区内仅有600多条胡同,其他胡同尚未被列入重点保护范围,数量还在减少。近年来,旧城中一些胡同和已变成大杂院的四合院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增多,管理无序,有可能沦为新的城中村;一些文物的周边,超高建筑不断出现,“建设性破坏”相当突出,城市天际线和旧城整体风貌遭到难以修复的破坏。据2006年清华大学根据卫星影像图做出的分析报告显示,在经历了持续的拆除后,旧城仅残存约四分之一。

  为何居民喊拆 专家喊留

  北京城的保护与发展是一对长期存在的矛盾。在走访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对于这个问题,在专家、居民和政府三者之间,同样存在复杂的分歧与矛盾。

  从历史责任感出发,专家们主张尽可能完整地保存旧北京风貌,并认为,旧城保护不仅要保护故宫、天坛等物质性的历史建筑形态,更要保护以胡同和四合院为典型代表的老北京人的生活状态。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也表示,只要是旧城范围内的平房、四合院等传统建筑,即便不是挂牌保护院落,也“绝不能拆”。

  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四合院居民来说,专家所描述的那些宏大叙事,距离他们相当遥远,最贴近、最现实的还是自身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在颇受关注的“名人故居”的拆迁纠纷中,相较于专家们激烈的反应,梁思成女儿梁再冰、鲁迅周氏家族后人都没有对故居的拆迁表示出太多关注,也没有过多介入。同样淡漠的还有当地住户,“给钱合适就搬,不合适就不搬”是他们最真实的想法。一位曾于2007年采访过东四八条拆迁事件的记者说,相对于私房主,大多数公房承租居民对于当地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并不关注。《纽约客》驻北京通讯记者何伟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这些年,有些反对拆迁的抗议和诉讼,但这些争议都倾向于局部化,人们抱怨政府减少了他们的补偿费,他们也不喜欢搬到远郊区,但几乎没有一个普通北京人对这城市的沧桑巨变表达关注。”

  而政府则在经过“发展压倒保护”这一狂热阶段后,逐步回归到理性思考。《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即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作出规定:“重点保护旧城,坚持对旧城的整体保护”;“保护北京特有的‘胡同—四合院’传统的建筑形态”;“停止大拆大建”;“推动房屋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房屋产权,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改造更新,成为房屋修缮保护的主体”。

  对于旧城保护中的拆与不拆,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员会一篇相关调研文章中的观点或许更为中肯。文章认为,当前旧城保护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被动式的消极“保护”代替了动态式的积极保护,出现了愈旧愈保、愈保愈破的现象;存在等靠思想,忽视民生问题,致使旧城区胡同内建筑质量急剧恶化,居民的生活质量、居住环境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对此,必须坚持有机更新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工作理念,在尊重历史文脉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更新,实事求是地看待文保区优劣并存的客观实际,坚持“精华必保、破败必治”的有机更新理念,把保护精华和更新落后真正落到实处。

  疏散之后的隐忧: 社会资源再分配?

  疏散旧城人口密度,减缓旧城压力是保护旧城的前提之一。在疏散旧城人口方面,目前旧城四区采取“结对子”的方式,在其他区县安排定向安置房源,鼓励人口外迁。目前相关区县已进行对接,东城对接顺义、西城对接昌平、原宣武对接丰台和大兴、原崇文对接朝阳。其中西城区的首个定向安置房源位于昌平回龙观。崇文区安置房源则位于朝阳定福庄。

  但现实却并不如“结对子”这样简单而又理想。对于搬迁居民来说,他们最担心的是搬迁后还能否享受到城里优质社会资源。

  东城区轿子胡同68号,是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青砖平房里住着贺大妈等6个人。

  贺大妈说东城区拆迁安置房位于顺义,这让她很是犹豫,“四合院虽然条件不如楼房,但位于市中心,生活便利,孙子上学、儿子上班,自己看病都方便。”她担心一旦搬迁,就再也享受不到这些便利了。

  住在东城的市民顾先生也说,搬到顺义,房子虽然大了,但相应的物业费、取暖费也多了。住平房没有物业费,取暖费还可以报销2/3。另外,将来的交通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对此,北京市住建委表示,旧城居民如果自愿外迁,政府可给予安置房源或进行补偿。如果不愿意外迁,原先破旧的房屋也将得到修缮。同时,原城四区也将把教育、医疗等优势资源向人口疏解的输入区同步转移。对此,有居民建议,应先建好配套设施,让旧城居民心甘情愿外迁。

  思考: 旧城保护何去何从?

  价值观和文化导向很重要

  事实上为保护胡同与四合院,二三十年来专家与政府花费了不少心思,效果却并不乐观。

  “北京旧城保护的现状是‘每况愈下’,局部有所改善,整体仍在继续恶化。虽然这一结论“不太好看”,但却是国内外学术界和遗产保护机构的共识。” 毛其智认为, 存在问题的首先是一些官员“发展”压倒一切的决策体制, “重利轻义”,重眼前、轻长远的价值观,GDP导向的官员考核机制,以及发展中的众多深层次矛盾。政府对城市建设环境的愿景是“现代化”,对历史遗产和传统城市环境的价值观也缺乏应有的文化教育和价值导向。

  或许正如文古清所说的那样,如果保护后的胡同、四合院成为了镶着铝合金、塑钢门窗,充满现代商业气息的小卖铺,或者是海内外富豪大亨们大门紧闭的私家花园,又或者是有钱人们晚间的停车场,那保护的意义又何在呢?

  或可借鉴国际经验

  著名文保专家徐湖平认为,文物保护在国外不外乎几种模式,一种是“罗马模式”,保留古城,建设新城。一种是“古巴模式”,即国家帮助一些老建筑的持有者进行房屋修缮,然后将一楼开发出来,二楼由持有者继续居住。还有一种是日本的“明治村模式”。“明治村”是日本一座集中明治时代建筑艺术和文物的博物公园,自1965年开放以后,日本各地要拆除的明治时代建筑物中有价值的都移建或改造于此。村内有57座建筑物,包括县厅郡舍、学校、医院、银行、工厂、监狱、教会、住宅等。各建筑物中,不仅家具陈设如旧,还展出许多与建筑有关的资料和明治时代的历史资料,使其成为日本明治时代社会的缩影。

  在去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交提案,建议借鉴国际上历史性城市保护的成功经验,在保护历史城区整体环境和文化遗存的前提下,完善市政基础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探索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居民参与的日常养护和整治方式。

  而不管最终北京旧城保护采取哪一种模式,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这种“维新”与“守旧”碰撞下的隐痛,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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