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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厂,我的师傅我的伙伴

2002-12-1 11:00| 发布者: 徐基恒| 查看: 785| 评论: 0

    讲述人:徐基恒,1954年生人,1970年中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酒精厂当了9年零3个月工人,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在北京景山学校当高中语文教师。

    一只小板凳保住了饭碗

    一进北京酒精厂,老师傅就带我们做小板凳,说开会都得带着。我从小喜欢鼓捣个小玩意,做个板凳格外认真,自觉又结实又美观,得到师傅的夸奖。几年后,我师傅才告诉我,我们进厂时,领导曾讨论淘汰一些人,第一个淘汰的就是我,说我年龄不到16,身高不足一米五,长着一张娃娃脸,厂门口传达室的师傅曾以为我是谁家的孩子擅入厂区,要把我轰出去。但我师傅说我一定是个好工人,理由就是我做的小板凳不错。

    进厂后一周,7月5日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16块5,真高兴!还有一条洗脸毛巾和一块香皂,让我觉得捡了大便宜,因为一进厂就发过毛巾和香皂了。据说6月28日发的算上半年福利,7月发的是下半年福利。

    发工作服了,发我一套小号的,但身长近膝,袖口裤腿都长出半尺。那时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旁边是个改旧衣服的裁缝铺,我花了5毛钱把工作服改小了。东单路北有个工农兵照相馆,我穿上崭新的工作服,手捧毛主席语录,照了张相。一个星期后洗工作服,糟了,缩水缩得厉害,小得裹在身上。

    在白酒车间,我目睹了老师傅们手工制作二锅头的全过程,最后一道工序叫“拿梢子”,拿得准,就能既保证六十五的度数,又能降低成本。师傅拿着一个长柄的木勺子,从木酒桶里舀上一勺,尝一尝,再砸回去。“看看,这酒花!多均!”他骄傲地说:“好酒啊——你尝尝?”我凑上去喝一口,哇呀呀!火辣辣地直冲脑门。

    吃葱吃蒜不吃姜

    我的第一个师傅叫蔡文捷,我进厂时他26岁,但在我心中,他已然是个长辈。蔡师傅中等个、平头,衣着干净,一辆飞鸽牌二八自行车永远擦得锃亮。刚进厂时,我几乎是形影不离地跟着他跑东跑西,学了不少知识。他叫我“娃娃”。“娃娃,跟我去库房。”在五金库,蔡师傅告诉我内螺丝和外螺丝的区别,气截门与水截门的不同;“娃娃,跟我去氢气。”在氢气车间,他手把手教我磨砂石英坩埚;“娃娃,蒸馏塔的筛眼都得重打,要挑俩干活细心的,你算一个。”我觉得受到莫大的信任。

    多晶硅还原炉车间落成了,深灰色的操作台,米黄色的还原炉。蔡师傅征求我的意见:“娃娃,你说墙面刷什么色?”“淡淡的米黄。”“地面呢?”“深深的枣红。”蔡师傅全部采纳。如今,那米色的墙面和枣红色的地面已成为永恒的色彩定格在时间的画面上。

    蔡师傅对年轻人都很和蔼。其实他也有倔的时候。有一次,他又跟车间主任为工作上的事吵嘴了,他气哼哼地一摔门,大声嚷“我吃葱吃蒜,我就是不吃——”一抬头看见我,立刻笑了,“娃娃,猜猜看,我不吃什么?”于是什么白菜萝卜黄瓜西红柿,我乱说一气。原来,他是不吃“姜(将)”呀!

    蔡师傅工作胆大心细,但危险面前从不退缩,不止一次受伤被送进医院。多晶硅车间事故频发,一次开炉,迎着炉门的风口抽出一个大火球,正好燎过蔡师傅的脸。我们到医院去看他,蔡师傅的脸全被烧黑了,只有两个眼眶是白的,那是火球燎过的瞬间他本能地一闭眼造成的。他冲着我们嘿嘿地笑,两排牙齿显得异常的白,我们也看着他笑,但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嘱咐我们谁也不许告诉他老爹,谎说自己出差了。蔡师傅家中只有一个相依为命的老父亲,生活贫寒,我曾去过他家一次,用“家徒四壁”形容他的家一点不为过。

    我上大学后,听到蔡师傅牺牲的噩耗,据说是死于一次毒气泄漏。细节不得而知,但在我的脑海中,总有一个身影奋不顾身地冲进滚滚的浓烟去关截门,再也没出来。

    蔡师傅永远活在我心中。如果他现在活着,应该近70岁了,我想当面告诉他,在我还是个15岁孩子时,他是我心中的偶像。

    人的颧骨有几个面

    我还遇到一个师傅叫范贻光。他是中央美院毕业的大学生,一米八的大个儿,白净的脸上戴副眼镜,一笑两颊显出深深的笑纹。在我心目中他也是长辈,他总叫我“小豆儿”。一次,我为宣传栏画了一幅水粉画刊头,是三个英姿飒爽的工农兵半身像,范师傅看了,问我:“小豆儿,人的颧骨有几个面?”边说边拿起油画笔在我的颧骨上比划。那天我明白了画人物必须懂得人体骨骼走向,和近高远低的透视原理。我画了一个静物写生给范师傅看,他问我“你说我的衬衫是什么颜色?”“白的。”我不假思索。他随手把桌上的绿铁皮暖瓶抱在胸前:“看,是白的吗?”我恍然大悟,理解了物体互为反光的现象,也明白了为什么颜料需要在调色板上调,也学到了白颜料是不能轻易使用的。

    最让我感动的是,“文革”结束后范师傅听说我想考大学,居然骑了40分钟车,把一本油印的《英语900句》送到我家。后来范师傅调到商务印书馆去专门做书籍装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去他单位看他,他送我一套由他设计封面的中国四大名著,至今还摆在我的书架上。

    在酒精厂,我还有一些难以忘怀的师傅和伙伴。1973年冬天,长年多病卧床的父亲在家中去世了,当时我母亲还在医院抢救,脑残的哥哥浑然不知事。在那个寒风刺骨的深夜,车间主任王仲河赶到我家,帮我处理了一切。第二天早晨,下了夜班的同事们都赶来看我。是吕秀兰把我父亲吐满鲜血的枕巾和床单抱到院子里刷洗,洗衣盆里的水都冻成了冰碴子,可她执意要帮我洗。在父亲火化前,我难过得粒米不思,是赵芙蓉陪了我五天五夜。赵芙蓉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可我上大学后就没跟她联系。1989年我在协和医院住院做手术,麻醉劲刚过,我睁开眼,朦胧中看见赵芙蓉坐在我的床边,说“醒啦?我给你熬了粥。”顿时一股热流涌上鼻端,酸酸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北京酒精厂与其他厂合并成立了红星酿酒集团公司。进入21世纪,厂子被夷为平地,原址上盖起了现代城公寓大楼。但北京酒精厂,他载着我青春最美好的岁月,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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