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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祯小学迎接曙光

2002-12-1 11:00| 发布者: 未知| 查看: 741| 评论: 0

    据校史记载,1947年女四中增设高中部的同时,在南楼设小学部,为崇祯小学。我在这学校虽然只读了两年书,可是您别忘了,这中间可发生了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人在童年便目睹了江山巨变的过程,越过了新旧时代的分水岭,这不是千载难逢的幸事吗?

    1948年秋,我考入该校读一年级。因为那时一多半小学的校舍是废弃的庙宇,正规校舍的小学不多。所以别的学校的孩子就嫉妒我们,编儿歌唱:“齐化门架大炮,专打崇祯小学校”,可他们上哪儿找大炮去啊!
    当时我上学读书,是家里的头等大事。姐比我大十多岁,生我时父母都已经年过不惑,所以对我期望值很高。为我上学,父亲备齐最好的学习用具,那铅笔盒盖儿上印着精美的鲤鱼跳龙门;姐姐用枣红色的布给我做个书包,还用彩线绣上“前程万里”四个字,年幼的我对此懵懵懂懂。

    怕我上学路上挨晒,父亲不知从哪儿淘来一顶罕见的细竹编的尖顶六边形斗笠,就是现在影视片中惠安女头上戴的那种。我母亲又用当时流行的阴丹士林布剪成蝙蝠形,缝在帽子的顶角和边角。经过这精心的艺术加工,这物件儿简直是“魅力四射”啦!后来每当母亲领着我的小手送我上学时,我背着新书包,顶着新凉帽儿,乐颠儿颠儿地走在大街上,远远望去很像一个成了精、长了腿儿的六角小亭子晃来晃去,常常引得路人停下脚步,一齐向我行“注目礼”,有的还指着我:“看哟,这小孩儿的帽子真好玩儿!”我听了心里那叫一个美!没想到不久,这斗笠就被“忍痛割爱”了,因为放学时老师让排队,同排小朋友必须手牵手,可我的帽子边角老撞到别人的头,为了增进“和谐”,促进友谊,只好放弃了这稀罕物儿。只有周日母亲带我逛街时,我才戴上它臭美一回。

    上学第一天,我们像电线杆上的小鸟儿,在楼前的青石台阶上乖乖坐成一排,一动不敢动,充满好奇地望着眼前陌生的一切。一群高年级男孩子在校园里又跑又跳,赛着当“人来疯”,哎呀!学校原来这么热闹啊!

    来前父母教导我,见了老师要立正站好,深鞠躬,问“老师好!”我牢记在心。正坐着时,从楼里出来一位年轻女老师,高高的身材,梳两条大辫子,中式月白短衫,黑纱长裙,半高跟黑皮鞋。我立刻站起来,第一次实践父母的教导,立正、敬礼、问好,女老师微笑还礼。我刚坐下一会儿,她又回来了,我自然又虔诚地演练一遍。没想到这老师很忙,一会儿她又从楼里面出来了,我依然不敢怠慢。这次她停下脚步,笑着摸摸我的头说:“小同学,敬一次礼就行啦!”从此她记住了我,我也认识了她,她就是我们的郭主任。

    小学部每个年级一个班,我们一年级在一层从东数第二间教室,班主任叫贺昭年,三十多岁,是个慈母型的女老师。她身材苗条,肤色白净,留着稍稍过肩向里卷烫的发式,脸上总是浮现着亲切的笑容。

    那时很少有孩子上过幼儿园,多是直接从妈妈身边来到学校,所以都从心里把贺老师当母亲了。有时男孩儿欺负我们,我们张嘴就喊:“妈妈,他打我!”这时贺老师就会轻轻把我们揽在怀里,再去批评那些淘气包儿,然后摸着他的小脑瓜儿让他道歉。完了,男孩女孩就手拉手玩儿去了。

    贺老师教我们所有的课程,因为中高年级才有科任老师。我们的第一节语文课是《来、来、来,来上学》。那时学繁体字,挺难写。学生字时大家都伸出右胳膊,用食指跟着老师,一边在空中比划,一边大声喊:“一横一竖钩……”一路学下去。真是人生识字糊涂始,深感启蒙老师的不易,贺老师是我们进入知识殿堂的第一个领路人!

    平静的日子很短暂,1948年深秋,解放大军已把北平团团围住,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2月初,有一天妈妈送我上学,还没到学校,又把我领回家。我莫名其妙,妈妈说,市面太乱,不能上学了。果然,学校停课了。

    后来国民党军队龟缩在关厢一带,居民家都住了兵,学校也未能幸免,成了临时兵营。在这期间,我家也住了国民党兵。这些兵住进居民区以后,见东西就抢,杀鸡打狗,搞得乌烟瘴气,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那时我家住独院,三间北房,我们住西屋,东屋便被“号了房”,住了国民党兵。当时我姐十七八岁,我妈只好找破棉被把她捂在炕里边,自己躺在炕边上摆个痰盒装病。只要有匪兵一掀门帘儿,我妈就咳嗽吐痰,让他看痰里有没有血,说自己是痨病,这下儿就把他们吓跑了,出来进去都躲着西屋走。我姐整天被捂着,大气儿都不敢出,我吓得缩在墙角也不敢出屋。因为关了城门,我爸也上不了班,正好在家给国民党兵服苦役。有一天一个匪兵翻出我家唯一的半袋白面,对我爸爸说,“老乡!赶紧给我们做烙饼!”我爸不敢怠慢,赶紧找个大盆和面,可他根本不会做饭,只好硬着头皮瞎干:面倒多了,兑水;水又多了,弄了两手面糊糊,拉不出手来,又只好再兑面,结果半袋面粉全折箩了,把我妈急得直喊:“他爸,你少放水,面都没了,咱们吃什么呀?”

    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军撤走,来了解放军。

    当时正值我小学一年级寒假,有一天妈妈带我出朝阳门,走在门洞里正赶上解放军大部队进城。因为门洞窄而深,行人遇汽车只能靠墙站好,汽车过去人才能走。记得那天过了很多军车,军车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才过完,车上站满威武的解放军战士,两边行人热烈鼓掌欢迎解放军。这次经历我记得很清楚,但因为太小,不会写日记,记不清哪天了。但我能目睹这一伟大的历史瞬间,至今倍感荣幸!

    后来,我家附近也住了解放军,战士们经常热情地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管我爸、我妈叫大爷、大娘,使我们真正感受到军民鱼水情。

    1949年2月,解放后的北平迎来真正的春天。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后,我们重新回到学校。校方很快修整了被国民党残兵毁坏的校园和教学设施,校园上空飘起了五星红旗,而且到处充满了孩子们的歌声。

    解放后学校的新校长叫高明远,四十岁左右的样子,穿一身退了色的旧军装,中等身材,偏瘦的体形,一看就是位精干的来自部队的干部。他对孩子们很亲切,也叫我们“小鬼”,我们都很喜欢他,常常围着他听打仗的故事。

    刚解放时,经常有敌机来骚扰,所以刚复课时记忆较深的是防空演习。先是由老师带着大同学沿着操场围墙内侧挖了防空壕,宽度和深度均二尺多,我们小孩儿蹲在里边抱着头,不露出地面就行了。学校让我们每人准备一条新毛巾和一块肥皂,说为了预防敌人扔毒气弹。

    那会儿平时上课由工友摇着丁零零的小铜铃儿,校园中间有一架大铜钟,有防空警报时才敲它。不管上课下课,一听到大铜钟“当——当——”响了,就赶快抓起毛巾排好队,由班主任领队迅速跑进指定地段的防空壕,抱头蹲下安静隐蔽。直到大铜钟再次响起,解除警报,大伙儿才能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回教室上课。

    这种演习刚开始时,我们觉得新奇好玩,一天“玩儿”两回也挺有意思的。可后来真的防空警报响了三四次,那凄厉的声音可把我们吓坏了,心咚咚乱跳,几乎要跳出嗓子眼儿了,向防空壕跑的时候腿都直打软儿,生怕那炸弹掉下来!那时蹲在防空壕真是思绪万千啊,有时想敌机要是真来了也好,我们可以看解放军叔叔用高射炮把它打得屁股冒烟儿来个倒栽葱,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多棒啊!往往在我胡思乱想时,空袭警报就解除了。

    升入二年级,学习生活进入正轨。我们的新班主任姓魏,很年轻,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剪成齐耳短发,红彤彤的苹果脸儿,天生一副笑模样儿,两颊各有一个小酒窝,淡施脂粉,特惹人喜欢。

    尤其令我们自豪的,是我们魏老师特别会扭东北大秧歌。每当有庆祝活动,她便在腰间系一条大红绸,双手轻握绸子的两端,然后随着“锵锵嘁锵锵”的锣鼓点儿,龙飞凤舞般地扭起来,那真叫满台生辉!

    那时刚解放,旧教材作废,新教材还没编出来,有些青黄不接。算术还好些,语文就不太好办,记得当时的语文课文,大约都是解放区农村用的,临时搬了来。有篇课文是《文成的老婆是个神婆》,我就特别不“感冒”。因为在当时“老婆”是骂人的粗话,“神婆”更不知是什么东西。这样的课文我们不爱学,于是就开玩儿:我就在书桌里玩儿过家家儿,用手绢儿叠个小人,让他一会儿躺在本子摞成的“床”上,一会儿坐在墨盒充的“书桌”前读书……后来教材正规了,大家都喜欢新课本了。

    那时我们最爱学的手工课是套色剪纸。课上每人发一张毛主席或朱总司令的剪纸头像,我们先把头像拓印在黑色电光纸上,用刻刀刻下空白处,再用红色电光纸从后边贴到领章帽徽处,用军绿色电光纸贴在军装处,只是没有肤色电光纸,只能用橘红色的代替,贴在面孔上。最后沿头像外缘剪下,贴在另一张白纸上,得!大功告成!只是伟人的面孔都成了“红脸关公”。

    1950年秋,小学部因女四中扩招而迁到朝外下三条小学,但在崇祯小学短暂的学习生活,却令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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