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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生的碑帖人生

2002-12-1 11:00| 发布者: 张元善| 查看: 1057| 评论: 0


  《九成宫醴泉铭》 
 

 
    我家在北京东琉璃厂的一座小四合院里,前面就是父亲做生意的庆云堂碑帖店,后院便是我们兄弟姐妹和母亲的居室。对于父亲的一切记忆,都与庆云堂分不开,与父亲执著的碑帖人生分不开。

    镜泊人生

    现在,北京城里完整的四合院留存不多,很显然,我们这一代人要想和我们的先人一样在四合院的院落里种两株石榴,养几缸金鱼,在葡萄架下吃碗炸酱面会是件极其奢侈的事。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因没有而放弃。我们无法拥有先人那时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状态,但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生活态度调理得像我们的先人那样内敛、自在、自然、从容、安宁。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已经有人悄然地用着这样的态度安静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过着自己想过的那种生活。“新四合院生活态度”是我们给这种态度这类生活的定义,让我们有机会一个一个地来慢慢认识他(她)们吧……

    父亲张彦生,字国材,1901年生于河北吴桥,自幼从事碑帖业。14岁时,父亲只身来到北京琉璃厂隶古斋碑帖店当学徒。当时,隶古斋已经是一家有60多年历史的店铺,店的匾额由清末重臣、著名书法家祁隽藻题写。到了而立之年,父亲离开隶古斋,成为庆云堂的掌门人。

    庆云堂是一家始于清末、专门经营碑帖业务的店铺,最初的创建人是陕西一位杨姓掌柜。得益于父亲的专业知识以及辛勤管理经营,庆云堂后来成为琉璃厂有名的老字号,是古玩行里公认的最有影响的五家店铺之一,父亲也成为业内颇有影响的碑帖专家。

    解放后公私合营,父亲亦担任过北京市文物商店碑帖、砚台、墨门市部业务主任和文物商店的采购部主任,还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主任、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咨议委员会委员。

    父亲对碑帖的研究颇有心得,早年在《文物》月刊上发表《唐怀仁集王右军书圣教序拓本概述》、《唐柳公权书神策军纪功碑》、《唐欧阳询书九成宫醴泉铭碑拓本述略》等作品。从业60余载,父亲倾其全部精力和心血,收集研究整理古旧碑帖,“所见之善本碑帖多矣,稿渐盈箧,敝帚自珍,未忍散弃。”晚年“思往日所记,或可有助于研究历史考古,书法艺术以及碑帖版本者之参考”,遂著《善本碑帖录》,为祖国的传统文化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令我们后人高山仰止,怀念不已。

    父亲勤学苦记,好问不止。早年在隶古斋,父亲学会了拓、裱及收售碑帖等业务。学徒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一些碑帖鉴藏名家,如宝熙、梁启超、徐森玉、朱幼平、于右任、张伯英等。

    据父亲回忆,那时“每见善本,必记其书刻,拓工,纸墨,装潢,流传诸项,时日既久,习以为常”。后来进一步便是“考证其新旧字之损泐,原本,翻本与伪刻之不同,拓工,纸墨,装潢之特征,遇有疑问,则请教于诸收藏名家,观其所藏,详加考校”。正是这段艰苦的学徒生涯,使父亲有机会接触名家珍品,令其在鉴别碑帖真伪及碑帖的传世知识方面大有长进。

    父亲离开隶古斋是1931年,那一年他整30岁。父亲借用庆云堂自立门户,经营碑帖店。成为一方店主的父亲,那时是相当辛苦,他跑遍了天津、济南、曲阜、潍县、青岛、南京、扬州、重庆等多个地界,还包括西安、开封这样的古都,收购碑帖,先后收进了北京端方,山东潍县陈簠斋,诸城王绪祖,聊城杨绍和、李国松、徐郙、蒯若木等人所藏的碑帖,同时结识了吴荩忱、陈文伯、柯昌泗、容庚、周季木、郭沫若、陈叔通等人,对碑帖方面的知识更显渊博了。

    幼时印象中,父亲身材瘦长,待人态度总是很和蔼。记得我上小学时,店里生意并不太景气,父亲一天到晚地忙碌,也赚不到多少钱,一家老小生活并不宽裕。可是父亲依然笑容满面,每日在店里热情地接待顾客,而我就伏在前堂的八仙桌上做功课,看着父亲忙忙碌碌。

        那时店里生意不好,可他还总是想方设法周济来店里买帖的上进穷苦人,这样一来,家里的生活就更显拮据。那会儿我想买个足球,父亲答应说等把店里的碑帖卖出去一些,钱凑够了就给我买。后来我等了很久,父亲才好不容易凑足了钱,兑现了他的承诺。

    生意虽然清淡,可当时店里的外国主顾倒是不少,有些客人见我长得虎头虎脑觉得非常可爱,就主动提出要给我照张相,每当这时父亲都会慈祥地朝我点头笑笑,然后诚恳地向人家连声道谢。

    由于父亲谦逊好客,当时古玩、碑帖业的不少名人都是庆云堂的常客,像马子云、徐振伯、李孟东等人都是我父亲的好友。他们这些“鸿儒”们坐在一起,谈笑风生,父亲更是一改平素研究碑帖时沉默寡言的样子,滔滔不绝,仿佛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每到这时,整个房间常常充满了笑语欢声,感觉那该是父亲最开怀放松的时刻。细想起来,他们那时谈论最多的话题还是有关收藏,诸如汉魏唐碑、宋拓、明拓、刻勒版、王羲之碑帖、欧阳询九成宫碑帖之类的谈论,我这个不入流的旁听者常常被他们的谈话内容弄得像雾里看花,不知所云。

    对于碑帖研究,父亲可谓倾其一生,痴迷无悔;对于庆云堂这家老店,更是费尽心血经营,乐在其中。可是,作为后人,我却认为父亲一生谦逊磊落、勤勉为善的品格最可贵,也最令我们难忘。

    大约是在1962年的一个午后,当时还没有成名的书法家刘炳森先生到庆云堂碑帖店来找父亲,说是想买一本碑帖临摹。那时候炳森先生刚从学校毕业,举家四口搬到北京来生活,工资收入也只有43元,生活还是非常艰苦。但他酷爱书法,毅力惊人,坚持不懈地练字,白天在床板上练习,晚上便在上面铺上铺盖睡觉。据刘炳森先生后来讲,父亲非常欣赏他的勤奋上进,更同情他当时的生活处境,就执意只收取他一元钱,便将一本炳森先生觅寻许久的碑帖递到了这位拮据的年轻人手上。炳森先生非常感动,日后还多次提及此事。

    还有一次,一位歌剧院的朋友到我家,他拿出一个看起来非常老旧的扇面请父亲为他鉴定。父亲接过扇面,戴上老花镜,用小镊子在扇面上轻轻动了一下纸毛,便对持扇来的朋友说:“这个东西随便拿着赏玩吧,不错啊。”来人连连道谢,对父亲的眼力啧啧称奇。从扇面主人的眼中,我也读出了大家对父亲专业精神的崇敬,内心也不免为之自豪。

    当年父亲是北京文物商店的采购部主任,有一回用几元钱收购了一位顾客的一颗翡翠帽簪。后来父亲经过反复研究,发觉那颗簪子本是祖母绿翠的,于是又想尽办法四处联系,最终找到那位顾客,又给人家补了将近60元钱。这件事成为美谈,当年还登上了《北京晚报》。

    那位顾客被父亲的诚意所打动,曾执意要登门道谢,但都被父亲婉言拒绝了。此事后来在文物商店的顾客中广为流传,对提高文物商店的声誉也有很大的帮助。

    过去,文物商店里没有暖气设备,冬天都得靠生煤炉子取暖。父亲常常是早早来到店里,亲自生炉子。有一次,一位文化名人到庆云堂挑选砚台,正碰上父亲在店内生炉子,顿时大发雷霆,呵斥营业员:“你们年轻人都是干什么的,还让老专家给你们生火?”父亲连忙解释道:“不是那么回事,不要怪孩子们,是我自己生要这么做的。”

    那时候父亲已经75岁了,早该膝下孙儿环绕,尽享天伦了。但父亲依然是几十年如一日,不分严寒酷暑,冬去春来,一心经营着、钻研着他用生命热爱的碑帖事业,身躯老矣,心似壮年。直至父亲1981年离开我们前夕,他还在编撰《善本碑帖录》的下半部分。

    父亲曾是宣武区政协委员,享受政府的高知待遇,当时他每年都受邀参加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春节招待会。父亲虽然身为党外人士,却一心向党。听哥哥姐姐们讲,父亲在解放前就曾主动帮助地下党组织做过许多事情。解放后一读报纸才知道,那些当年经常光顾店里的客人如冀朝鼎先生等,原来都是为党工作的重要人物,全家人感到特别亲切和兴奋。

    父亲生活作风低调朴素,性情淡然内敛,宠辱不惊。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遭受到的冲击很大,珍藏多年的喜爱文物和私人藏画,平时形影不离的工具书都毁于一旦,对此,父亲的内心也曾深深地伤痛过,但更多的还是付之一笑,坦然面对人生的宠辱与得失。

    父亲常和人家说,“我很知足啊,我的六个孩子都挺好。”

    感谢父亲啊!诚然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算不上取得了多么大的名望和成就,但也都勤勤恳恳,敬业奉献,在各自的岗位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和表率作用。大哥张明善幼年受父亲影响,继承家学,也从事文博工作,是当代著名的拓碑专家和装裱古旧字画大师,曾将家藏最早期的唐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的碑文无偿地捐献给国家。

    身为儿女们,我们六人勤勉不怠,丝毫不敢松懈,诚望借此可以告慰父亲。由于深受父亲的影响和启发,我把“知足常乐”四个字挂在家中,希望可以如他那般超然物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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