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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满文

2002-12-1 11:00| 发布者: 王金跃| 查看: 844| 评论: 0



  81岁的金宝森是北京满文书院的创办者,回想往事,他激动地对记者说:“《北京晚报》一直在支持我。”
 
 
  “伊犁风情”餐厅的女服务员会说锡伯语,索伦珠满语文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德克锦(左)经常带领学员们来这里一边用餐、一边用满文交流。
 
 
    封面故事

    尽管现在电视荧屏上清宫戏泛滥,但是戏中能用满语对白的几乎没有。在专家们的眼中,这门清朝时的“国语”已经随着朝代更迭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眼下,全世界能够流畅说满语、写满文的研究专家加起来不超过30个,但全球目前还有300多万件用满文撰写的档案亟待解密,很多专家对此十分担忧。

    可喜的是,就在很多人以为满语这门口语基本上已经消亡的时候,民间的许多满语爱好者却不自觉地走到了一起。尽管他们学习的目的五花八门,但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希望这门语言能够流传下去。

    去年11月份,吴元丰第二次来到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三家子村,他发现,这个村子里的满语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1956年出生的吴元丰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处处长、研究馆员,他是受文化部的委托,前往三家子等村调研满语的情况。“村里现在能够跟我直接对话的老人也就四五个,能日常对话的也就十几个人。”

    三家子村被认为是中国满语的“活化石”村,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村里有不少老人还在生活中使用满语。为了保护三家子村满语的使用,当地政府在村里成立了满语学校,有两名老师负责教学,另外,还有一间教室内全部摆放着电脑,用于满语教学和考试,“我没有听他们上课,怕影响他们,但是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教材,是复印的,质量还是比较差的。”吴元丰说。

    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三家子村,第一次来是在1979年,那时,他已经在北京学习满文4年,自认为学到了不少东西,班上有一男一女两名同学来自三家子村,于是他特意前往取经。“那次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当时就住在村子里,村里五六十岁的人基本上都能用满语交流,语言保存得还好。”

    据有人讲,1979年,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能够使用满语的70多岁的老人有七八个,去年吴元丰去后发现,还能使用满语文的老人只剩下一位。最让他感到担心的是,满语语法结构还在汉化,“就是说,单词还是满文的,但是语法结构在跟汉语接近。”

    吴元丰有点伤感地说:“如果以20到30年为一代人的话,再过三代人,估计满语就彻底没了。再乐观一点,百年之内,满语将不复存在。”

    这个观点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所长赵志强相接近,他认为,满语的式微其实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有了预感,康熙年间,康熙组织全国力量编撰的《御制清文鉴》的学术质量非常之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得过。”康熙在下令编撰这本满文工具书的时候,特意嘱咐编撰者别着急,“要考虑到今后的子孙们或许不再说满语。”康乾时期被认为是满文的巅峰,而巅峰也意味着走下坡路的开始,当时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以后的清政府一度想恢复满语的繁荣,但随着汉化的进一步深入,到了光绪也没有实现。”

    目前,国内说满语的一大群体是新疆的锡伯族。锡伯族曾是满族的一个分支,1764年清政府平定了新疆准噶尔后,为了充实西北边防,将东北一千多名锡伯族官兵及三千多名随军家属,从盛京(今沈阳)迁往新疆伊犁河南岸防守。新疆的锡伯人由于集中聚居,以及其他环境、管理体制等特殊原因,所以较好地保留了自己的语言。

    吴元丰跟赵志强是同学,1975年,周恩来指示由故宫明清档案部开设“满语班”时,特意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挑选了三男三女,两人就是这次被选上的。在吴元丰看来,那是学习满语的黄金时期,除了每月有30多元工资。当时的师资力量很强大,刘景宪、关孝廉、屈六生等满文专家任老师,全封闭式学习,没有寒暑假。上课地点也非常特殊,选在故宫内阁大堂的西配殿举行,“那可是清代大学士工作的地方。”1976年明清档案从故宫东华门内搬到西华门内时,这些学生就参与了资料人力搬运。即便是“文革”,学生们也没有中断过学习,“我的印象中好像只有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们参加过唯一一次游行活动,其余时间我们都在学习。”赵志强说。

    毕业后,吴元丰分配到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当时部里有30名同事,满文人才达到了历史巅峰。“现在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百余人,其中满文人才只有18人。”吴元丰说。

    如果说满语在民间的流失是历史不可阻挡的潮流,而专业满文人才的凋敝则让吴元丰深感现实的压力。“在未来的四五年内,满文处将有八九个专家要退休,人才的储备出现了断档。”据初步统计,光是封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用满文记录的档案就有200多万件,加上遗散在世界各地的档案,共有300多万件满文档案,这些档案中的很多内容都没有用汉文记载过。

    吴元丰拿出计算器演示给记者看,以一件档案500字计,就算目前部里有20人,每人按每年20万字的翻译量,大概需要200年的时间。“按理说,满文处的工作主要是对满文档案进行整理和编目,翻译不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现在很多学者并不会满文,这些工作只好由我们来做。”

    200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开设的“满文文史班”在全国招收了15名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有8人留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处工作,算是给满文档案工作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但吴元丰说,仅仅懂得满文,还不能说就能胜任满文处的工作,“语言只是工具,还得懂得典章、历史等知识,本科毕业生要经过5年的培训和锻炼才能知道能否胜任今后的工作。”

    吴元丰强调,对于清史研究者来说,“懂汉文,只是一条胳膊,再加上懂满文,就相当于有两条胳膊,”拥有的史料更加全面详实,“我觉得,国家培养满文人才,最好要有特殊的政策,着重从满文档案工作的角度来培养,比如,英语的能力就不要太讲究,英语呱呱叫在档案工作中作用不大。”

    1975年时的培训政策很合乎对满文人才培养的要求,但是这种特殊时期的招生政策已不可复制。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处已经成为公务员编制,很多政策上的牵制不可避免。幸运的是,这两年国家已经在考虑满文档案工作的特殊性,在政策上有所倾斜,“这有助于满文人才的培养。”吴元丰说。

    值得庆幸的是,吴元丰的出生地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目前还有将近2万锡伯族人在使用锡伯语,经考证,锡伯文和满文相似度在95%左右,口语相似度在90%左右。从东北迁居新疆200多年,相对封闭的地理和文化环境,使得他们的语言文字得以较好地传承下来。

    吴元丰说,现在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小学生也开始普遍用汉语教学,锡伯文只是从小学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据他观察,以前人口集中的锡伯族居住地街上,到处都能听到穿民族服装的老人在用锡伯语聊天,“现在这样的情景很少能见到。”

    “现在我一接到老家年轻人打来的电话,发现他们第一句就是汉语的‘你好’,这时,我就会马上纠正,别跟我说汉语,跟我说锡伯语,我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学好锡伯语,让这门语言流传的时间长一点。”吴元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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