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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漂洋过海

2002-12-1 11:00| 发布者: 未知| 查看: 726| 评论: 0


 
  北京富家子吴兆南
  是台湾相声的元老

  眷村里的生活很单调,老兵常常聚在一起下象棋、拉二胡

 
  冯翊纲(右)与宋少卿
 
 
    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一百多万人随蒋介石政府迁至台湾,原本发源于平津地区的相声也随之被带到了海峡对岸,并在眷村生根发芽。在两岸关系紧张的年代,说学逗唱寄托着无数人对家乡的思念,台湾相声也在乡愁中生长出了完全不同于大陆的艺术风格。

    去年岁末,北京保利剧院,以淡墨书法为背景的空旷舞台上,一套朱红色的桌椅是唯一道具,两个身穿明服,宽袍大袖的男人,靠着袖里乾坤、绵里藏针的嘴上功夫,愣是把一段公共厕所的变迁演绎成了中国历史的上下五千年,构思奇巧,犀利幽默,让人耳目一新。这是台湾“相声瓦舍”首次将自己的经典作品《东厂仅一位》带到北京,让我们领略了风味独特的台湾相声。而在此前的几个月,同一个舞台,上演的是赖声川最新的相声剧《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依然是两个台湾男人,二十多个大小段子,海量台词,带着观众周游世界,对旅途见闻趣事讽刺调侃,令观众从头笑到尾。

    台湾相声,或者说相声剧,对于听惯了传统相声的我们来说,绝对是种新鲜的体验。有人说,台湾相声是个“异数”,它的消逝、重生、变革、颠覆,到现在红遍台湾街头巷尾,甚至被收入中小学课本,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

    近年来,台湾相声发展息息相关的“三大腕”——赖声川、冯翊纲、宋少卿经常带着他们的作品来北京,听他们讲童年、讲往事、讲创作、讲相声生涯,讲心中的相声情结……几十年的故事讲下来,便是一部活生生的台湾相声史,也是一部活生生的乡愁史。

    【童年相声】

    广播里传出纯正京片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戒严时代的台湾,娱乐匮乏,平民百姓家庭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便是听广播,而广播里最受欢迎的节目便是相声,无数孩子听着相声度过了他们的童年时代,这其中,就有赖声川,也有生活在眷村的冯翊纲,用他们的话讲,这最早的“启蒙”,影响了一生。

    严冬的北京,798的一家咖啡馆,靠窗而坐的赖声川一身黑衣,依旧是招牌式的花白长发与胡须,说起有关相声的故事,他经常爆发出一阵爽朗笑声,快乐得像个孩子。“我们小时候,最早听的相声是‘军中康乐队’”说的,他们是1949年从大陆来到台湾,类似于部队的文工团,其中有人相声说得很好,比如后来很有名的吴兆南、魏龙豪,当时他们的相声录了黑胶唱片,在广播里能经常听到,流传很广,我从小听他们的相声,对相声才有了最初的兴趣。”

    在台湾,说起吴兆南、魏龙豪这些前辈,似乎是相声的“正根儿”,因为在那之前,台湾是没有相声的,他们随着军队来到台湾,也把这种艺术形式带了过去。1924年出生的吴兆南是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曾是大宅院里的富家少爷,少年时爱往茶馆跑,喜欢听说书,久而久之,对“说的艺术”产生了兴趣。13岁那年,他拜师学京戏,文、武、丑都学,为他日后“说、学、逗、唱”练就了一些基本功。据说,他在台湾说相声属于“赶鸭子上架”,上世纪50年代,马继良在台北创立“萤桥乐园”,变魔术、说评书、唱大鼓的都有,独缺说相声的。马继良首先想到了吴兆南:“北京人嘴滑,能耍嘴皮子,也一定能说相声!”于是,台湾一代相声名家就此走上了舞台。

    “我早先也听说过侯宝林、马三立这些相声大师的名字,但是当时在台湾根本听不到,不知道传统相声是怎么回事,我是从这两位先生口中第一次听到了《黄鹤楼》这样的传统段子,特别好听。”赖声川对童年时代的那些相声如数家珍,“除了老段子,这两位先生还善于创新,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听过大陆老段子后,才发现当年他们在相声里加入了一些反映台湾社会现实的东西,让人觉得很亲切。比如《篮球赛》就是他们新写的,也很不错。”

    广播里的相声,那纯正的京片子, 深深留在很多台湾人记忆里。“相声瓦舍”的当家人冯翊纲也有着和赖声川近似的童年经历,“小时候,我妈妈在电台工作,负责‘军中之声’,录制一些京剧、相声,经常带我去,我就站在一边听相声,听得入迷。”对于在眷村长大的冯翊纲来说,听相声是困窘生活中一种纯粹的快乐,因为这是“戒严之下唯一被许可的声音”。冯翊纲说他最喜欢听吴兆南、魏龙豪两位先生说相声,是因为他们是北京人,“一口纯正的京片子,特别地道”。他后来才知道,当初这些前辈所说的传统相声其实并不正宗,“他们在北京只是相声爱好者,来台湾时也没有完整的相声资料,只是靠早年记忆,靠着对家乡的眷恋和对相声的热爱,把记忆中的那些包袱连缀在一起,结合台湾的生活,改编成了他们自己的相声。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成为大师。”

    【眷村孩子】

    相声里的乡音与乡愁

    说到台湾相声,冯翊纲和宋少卿是两个绝对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在大陆知道他们的人也许不多,但是在台湾家喻户晓,“相声瓦舍”自从1988年成立以来,每年表演上百场,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段子在坊间流传。北京保利剧院《东厂仅一位》首演的前夕,记者在休息间里采访了两位“大腕”,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庄一谐,两人还不时相互调侃,俨然一对“损友”。他们说,一生的相声情结,是从眷村开始的。

    眷村牵扯的是一段特殊的历史。1949年,蒋介石败退到台湾,60多万国民党军人及家眷带着不同的乡音、记忆和创伤,离乡背井渡海来到台湾。军眷们用茅草和竹子为主要材料,搭建起了一个个临时的住所(因此也叫竹篱笆),原本是等着“反攻大陆”后离开。但年复一年,这些社区逐渐地遍布了台湾的各个城市,形成了一座座类似小型移民村的地方,这就是“眷村”。眷村最多的时候一度达到800多个,近年,眷村逐渐拆迁、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都市化的摩天大楼,因此眷村成为台湾人不可重拾、也不可忘却的集体记忆。

    冯翊纲1964年出生于高雄左营的陆军眷村,“我爸是陕西人,我妈是河北人。我爸18岁,我妈10岁来到台湾,他们是到台湾之后结婚的,我们一家还有姥姥、姥爷、太姥姥当时都住在眷村。”他兴奋地站起来,比划着眷村住宅的构造,“就像一长溜儿的营房,类似集体宿舍,邻居们共用一根大房梁,门对着门。”眷村的孩子都是过集体生活的,“我们都像狗一样,一群一群的,一两个大孩子带着,所以,学好很容易,学坏也很容易。”幸运的是,冯翊纲没有学坏,他父亲在海军陆战队工作,最后官至将军,家境不错,家教也很严,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给他买来“100个古代好孩子”的故事书,使他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长大后,引发了他对古代经典的浓厚兴趣,遍读经史子集。当时,左邻右舍的孩子也都来他家看书,他们就成了眷村里爱看书的那一群。

    当时大家都爱在广播里听吴兆南和魏龙豪的相声,冯翊纲最引以为豪的是,他妈妈有一口同样漂亮的京片子,因为她是电台的播音员,姥姥、姥爷说的也都是北京话,“最后我自己也学了一口京片子,这是我最早对语言这门艺术发生兴趣。”而眷村的童年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浓浓的人情味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眷村很重视中国的传统年节,虽然老家不一样,风俗不同,但是互相融合,也非常热闹,包饺子的时候,孩子们就串着各家吃,不知道吃了多少家。”这些童年印记最后都融进了他的相声创作。

    而总是一副鬼马表情的宋少卿当年在眷村显然属于更顽劣的一群,曾为了练“轻功”把一村人的屋顶踩破。他在北部的“龙华新村”长大,爸爸是大连人,在青岛海军学校毕业后参军,妈妈是青岛人,两人结婚后随军来到台湾。说起母亲,宋少卿无奈地摇头:“过年时又唠叨了,几十年了每年如此。”在一边的冯翊纲便绘声绘色地学起宋妈妈的山东腔:“宋娃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两人相视而笑,眼中却有点辛酸,“父母这一辈人,在青春正盛的时候离开家乡,很多事情就永远停留在回忆里。”挥之不去的乡愁成为眷村一代人的主旋律。

    而作为眷村二代的宋少卿对于大陆并无感性认识,他对各地省份的概念便是眷村中人那些南腔北调的口音。“我这种喜欢说话的孩子,在那个封闭的小环境里,从小就被南腔北调吸引。”模仿各地人的口音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也造就了他对语言的敏感。而对相声的喜好,竟然是因为宋少卿发现,“相声是把妹的好方法,讲一段后,女生都笑得花枝乱颤,所以我把对口相声都改成单口了。去夜店把妹,不能猛灌酒吧?灌挂了有什么意思?如果是弹钢琴的,要扛一台钢琴去把妹;就算会踢足球,也不可能穿西装还带着足球。唯一不用任何成本让别人快乐的事,就是说话。”

    台湾从眷村走出的名人很多,不光是相声圈儿,政界、文化界、演艺界比比皆是,宋少卿认为,其中的最大原因是:“眷村让我们很早学会独立,家里没钱没地,要靠自己打出一片天地。”冯翊纲的父亲虽然官至将军,但他对儿子说:“我来台湾的时候,就带着两双草鞋,一无所有,眷村的房子子女也不能继承,所以你自己的一切要靠自己去挣,要考上大学,证明你的智能没有问题。”宋少卿则对邻家爸爸“军人变猎人”的故事记忆犹新,“那个爸爸像猎人一样,把儿子三下两下捆起来,吊在房梁上。”他在一旁看得不寒而栗,在眷村,孩子挨打是一种很普遍的经验,这种严格的家教使很多眷村孩子发奋读书,成为各个领域的顶尖人物,“连混黑社会都能混成老大。”冯翊纲笑着说,在父亲的“刺激”下,1984年,他考取了台北艺术学院戏剧系,三年后,宋少卿成了他的学弟,两个出身眷村的孩子,因为对相声的共同喜爱从此结为一生拍档,而眷村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对中华历史地理的乡愁成为后来“相声瓦舍”最主要的营养。 J024

    参考

    眷村的兴起

    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失利,约120万人离开大陆,被历史洪流卷到了之前一直不被人关注的小岛台湾,1950年激增到745万。国民党当局在全岛兴建简单房舍,并将这些新移民聚集在一起,慢慢就形成了一座座 “眷村”。如果按照大陆人的思维,这些眷村应该算是“国军大院”了,但不一样的是,这些眷村并没有按照大陆人想象的部队大院而存在。

    当时,国民党对台湾似乎只存有“过客”的心态,随时要“反攻大陆”。绝大多数普通士兵家庭分到的都是简易房,很多人连家具都买藤制的,因为藤制最便宜,将来反攻就可以马上扔掉。当时眷村的房子,墙壁是下砖上泥,以茅草和竹子为主要建材,上面只有一层石棉瓦。因此眷村又被称为“竹篱笆”。按军种眷村分为陆、海、空三类。名字也大多皆隐含军种或省份涵义,例如,“陆光”眷村,全是陆军的家庭;“宪光”则是为宪兵建的眷村;而“大鹏”很明显就是空军眷村。早期眷村没有自己的厕所和浴室,厨房是几家共用。要洗澡,男生洗女生等,女生洗男生等,后来慢慢建成男女各一间,常常一到傍晚,大家都端着脸盆去洗澡。

    随着反攻大陆无望,军中禁婚也解除,台湾当局大举兴建眷村,在宋美龄主导下,民间捐款筹建完成5万多栋眷舍。妇联下面附设托儿所,很多眷村孩子都在这里长大,马英九也曾透露,自己幼时在宋美龄办的托儿所里就读。很多眷村人对宋美龄都心存感恩之情,她被眷村人视为“蒋母亲”。很多政治人物都有可能挨眷村人的骂,但唯独宋美龄不会。(资料来源《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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