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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城的传媒大道

2012-9-17 09:02| 发布者: 掌柜| 查看: 1127| 评论: 0|原作者: 王金跃|来自: 北京晚报

摘要: 老北京城的传媒大道   《京话日报》连载的小说《猪仔记》影响很大   上个世纪初,《京话日报》报道的“新物件”,仿佛说的就是今天的手机   《京话日报》关注民生,报道北京设立菜市场   1918年底,陈独秀、 ...

 
  《京话日报》连载的小说《猪仔记》影响很大 
 

 
  上个世纪初,《京话日报》报道的“新物件”,仿佛说的就是今天的手机 
 
 

  《京话日报》关注民生,报道北京设立菜市场 
 

  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在菜市口米市胡同创办的《每周评论》,是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1919年8月31日,被北洋军阀查封 
 
 

  京报馆旧址 
 
 

 京报馆东侧的墙体上只剩下一个“京”字 
 
 

  铁鸟胡同也叫铁老鹳胡同,是北京乃至中国报业的重要发祥地
 
 
    老北京城的传

    宣南地区在老北京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除了天桥文化、会馆文化等外,在中国的报业历史上,宣南地区的报纸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宣武门到菜市口一线,集中了老北京的大数报馆,用今天话说,把这条街称之为北京的传媒大道一点不为过。

    中国民间报房经营报纸始于明朝的京城,也就是现在的宣南地区。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御批后才有《京报》刊行。清朝入主北京,由《邸报》与《京报》共行,到《京报》独行。到了民国时期,宣南地区的报业兴盛,其间著名报人众多,也产生了很多推动北京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

    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主任、平谷世纪阅报馆馆长李润波从1976年开始收藏老报纸,目前已收藏有4000多种报刊,近5万份报纸。这其中,有很多是宣南地区的报纸。除了清末民初的报纸,他还收藏有不少明清时期的黄皮《京报》,从这些珍贵的老报纸中,不难看出宣南报纸对北京乃至全国的影响。

    本期《人文印记》特意采访了李润波,让他为读者讲解宣南报纸的前世今生,解读从宣武门至菜市口,如今的宣武门外大街对北京文化独特的影响力。

    京报馆已变为民宅

    从菜市口地铁站出来,往东走几百米,路北就是魏染胡同。这条南北向的胡同马路并不宽,汽车经过时,得小心行驶。京报馆就坐落在胡同的中间位置,跟两侧低矮的平房相比,这座历经风雨的二层小楼仍然醒目得让人从远处一眼就能看到。

    午后的阳光从一棵高大的香椿树上播撒下来,报馆门口的京报馆牌匾也变得斑驳起来。出生于1948年的老人高伟抱着孩子,在胡同里溜达,她就出生在京报馆对面的一个院子中,她的父亲曾经是傅作义手下的一名高级军官,她指着报馆东侧墙上仅剩的一个“京”字说:“以前‘京’字在右边,从右往左是‘京报馆’三字,现在‘报馆’两字没了,只剩下了‘京’字。”

    她记得自己小的时候,这座楼里还有报馆的人在上班,京报馆的前面锁着大铁门,北侧有一家印刷厂,“到了‘文革’后这里才没有了报馆的人。”

    不过这座老楼一直没有闲着,今年57岁的金女士从1974年起就住在报馆的楼上,她的父亲是外文印刷厂的职工,在这座楼里,她住了将近40年。

    “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前些年,楼梯的扶手坏了,房管局的人帮给增加了扶手。”

    年代久远,房子已经非常破旧,金女士说,这几年,二楼过道上的楼顶一直漏水,也一直没有修好,作为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这座楼的任何修改都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就连这6块玻璃坏了都不能随便换。”

    她说,自己搬来的时候,楼里已经没有了任何报馆的蛛丝马迹,倒是邵飘萍的后人还住在京报馆的东侧,下楼后,她领着记者从南边的一个小门进去,往前十几米就进到一个院子,邵家的后人不在,一位邻居说,现在院子里住的是邵飘萍的孙女,平常不太能见到。

    从魏染胡同一直往北,就是南柳巷胡同,永兴庵位于胡同的西侧,胡同的两侧坐着不少午休的老人,让人很难想象这条几米宽的小胡同当年就是宣南报纸的集中地之一。永兴庵已经变成了平房,里面住满了住户,门口的一块牌匾上有永兴庵的介绍,上面写着当年有“数十家报纸在此发行。”

    从南柳巷往东不到100米,就是铁鸟胡同,也就是当年的铁老鹳胡同,胡同窄得连一辆汽车都通行不了,除了有一两位老人坐在边上唠嗑,这条静静的小巷已经抹去了所有的时代气息,找不到当年报业的任何踪迹。而研究报史的人都知道,这条胡同可以说是北京报业的发祥地。

    当年林白水主办的《社会日报》一度设在林白水故居中,位于魏染胡同西侧的棉花胡同中。记者在现场看到,原来的故居已经被拆除重建,新建筑被铁栅栏围了起来,还没有对外开放,只是面向马路的一侧还留有一块牌匾,行人要进去,得进边上一家单位的大门。现在故居大门全部紧闭着。

    宣南曾诞生500多家报房

    李润波告诉记者,“宣南”是古都北京的发祥地,今广安门外滨河公园有北京建都纪念阙为证。辽金朝代的内城,元代的城南,明清时期的外城。有着上千年的城市文化积淀和人文资源。

    宣南地区报业的发达有着历史渊源,清朝定都北京后,实行满汉分居,满人居于内城,汉人除有皇帝赐予宅第的大臣外,都居于外城(南城,包括今宣武和崇文两区)。但士人学子多聚居宣南,因而宣南各省地会馆林立,总数达400多家,更兼来京参加会考的举子集中在宣南一带落足,因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宣南文化氛围。

    宣南报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时称“朝报”或“邸报”。明万历八年(1580年)出现官办雕版印刷报纸,名叫《急选报》。民间抄报则始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清代,官办“邸报”与民办“京报”同时发行。乾隆三十五年至嘉庆六年(1770年至1801年),有山东登属人在正阳门外设立报房,每日派人到内阁门房抄录允许公布的谕旨、奏折和官印《宫门钞》等,印售《京报》,向社会发放。道光年间,因有人贩卖商品,偶将“京报”带至西北,地方人感到新奇,觉得是一个新的商机,于是开始向外地发售。向外地发售的报大约一周左右发出一次,几份摞在一起,封面贴上黄皮。并在上端印上“京报”字样。

    据有关资料证明,山东人设立的报房,就设在今天的铁鸟胡同。

    铁鸟胡同原为京师报房的集中地。明朝嘉靖年间在该处建有关老爷庙,殿顶上设有铁鹳雀两只,随风旋转,以驱鸟雀,故俗称铁老鹳庙。

    而报房大多集中在关帝庙周围,巷内报房相继开业的有十几家,聚兴、聚升、聚恒、公兴、洪兴、合成、杜记、集文、同顺、同文、天华、信义、连升等,其中聚兴报房开业最早。民国初期,又有一些社会报馆设立于此,如《群强报》、《京沪日报》、《法政日报》等。因报房较多,故俗称报房胡同。

    李润波说,宣南的报刊,从创始到新中国成立,不同时期内大约设有500多家报房,分布在100多条胡同内。社会影响较大的有二十几家,即《万国公报》(康有为、梁启超所办)、《中外纪闻》、《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京话报》、《北京新闻汇报》、《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平报》、《北京女报》、《正宗爱国报》、《国民日报》、《国风日报》、《群强报》、《选报》、《民权报》、《京报》、《社会日报》、《北京民国日报》、《实报》、《解放》、《新民报》等。其中现在的魏染胡同30号曾长时间作为报房,最后是著名报人邵飘萍所设的京报馆,建筑格局一直保留至今。

    宣南报刊之所以比较发达,主要是成本低,销路好。“主要工作就是抄录或摘录其他报纸上的内容,大多报房并不自己印报,而是委托大报馆承印。”

    清末民初之际,只有《京话日报》、《京报》既有编辑部,又有印刷厂。其他规模较小的报馆都靠委托大报馆或其他社会印刷厂来解决。因而在报馆周边,一批印刷厂应运而生。如《游戏新报》由丞相胡同的《晨钟报》印刷所代印,《党鉴报》由民立报馆代印,《中国商业联合会报》由文益印刷局代印,《法政日报》由魏染胡同的法轮印字局代印。

    印刷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繁荣,以铸造出售铅字、铅空、铅条为业的制字局一时兴旺起来。杨梅斜街、琉璃厂一带出现不少厂家甚至作坊,专门从事铸字行当。其中以文岚簃和华洋制字局最大。同时,制造印刷机和裁纸机的工厂也有发展,正兴隆街的贻来牟铁工厂即以制造印刷机享誉一时。

    报刊还要有发行环节,因而在宣南出现独有的报刊发行市场,简称报市。报市设在南柳巷的永兴庵,亦称永兴寺。今为南柳巷45号。寺门朝东,原中间是大殿,后有罩楼和南北配房,罩楼有通道通后院,庙产共40余间。永兴寺距铁老鹳庙仅数十米。

    “清代中叶以后一直居住山东人,他们以贩报为业,民国报业发达,永兴寺便成为报市中心,南柳巷一条街也就成为北京报市胡同。”

    山东人曾垄断报市

    报市最初由山东曹思明等人垄断,他们的报夫组合成团队,统一身着蓝布大褂,形成阵势,不允许他人介入。八国联军进北京撤出之后,报业逐渐恢复,有些报馆便趁机甩开山东报夫,专找北京人发报,垄断局面才被打破。直到解放初期报市尚存。“1953年实行邮发合一,才彻底消失。”

    后来报馆为降低成本,专门招收无业儿童沿街叫卖售报,逐渐形成一个特殊行业——报童。报童都是穷苦家庭的孩子,贩卖报纸借以糊口。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是报童出身。报童中最知名者叫“醉郭”,本名郭瑞,丰台老庄子村人。

    1900年郭瑞抛妻弃子只身进城,在天桥一带唱“数来宝”度日。适逢著名报人彭翼仲在五道庙创办《启蒙画报》,专收北京人做报夫,结果被选中。于是郭瑞利用自己的“数来宝”功底,边售报边演讲,大受市民欢迎,报纸销量大增。

    郭瑞平日嗜酒如命,有了钱就去买酒,喝了酒演讲更好,由是落得“醉郭”之名。彭翼仲见他卖报效果好,还扩大了自己报纸的影响,不时单独供给一些酒资,二人逐渐交情日深。1907年春,彭翼仲流放新疆,“醉郭”悲伤不已,非要跟随而去,被彭翼仲力阻,但一直坚持步行送到保定才回来。

    辛亥革命成功,彭翼仲被赦,“醉郭”已病,不久辞世,享年69岁。彭翼仲先生为纪念这位报友,组织社会名流捐钱,将“醉郭”掩埋在陶然亭锦秋墩坡下,并为之竖碑。

    李润波告诉记者,解放以前北京地区的报纸,除了东城的石驸马大街有一些报馆如《世界日报》等,大部分的报纸都集中在宣南地区。

    宣南地区历史上有将近500多家报刊,真正坚持的有100多家。这些报纸大部分集中在三个地方,分别是铁老鹳庙、南柳巷和五道庙。其中以铁老鹳庙最为集中。还有就是樱桃斜街,主要是民国10年后创刊的报纸。

    清末民初宣南报业最鼎盛

    宣南地区报业的鼎盛时期是清末和民国初年。彭翼仲办的《京话日报》、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组成了当时北京报纸的“三驾马车”,影响很大。

    此外,1906年丁宝臣办的《正宗爱国报》,在当时比较敢于发出声音,丁是回民,比较敢说话,汉人不敢说的他敢说。那个时候有论说,相当于现在的社论。新闻性也很强,报纸上报道,1906年一天有一个四轮洋马车把灯杆撞倒,当时北京刚有电线,马车夫就跟没这么回事一样。最关键的是,警察也没哼也没哈,因为这是洋马车,他不敢管。该报报道了此事,“这个报道既批评了马车夫也批评了警察。当时的报纸相当于现在的四开报纸。版面有的多,有的少。八版的比较多。”

    李润波告诉记者,彭翼仲的《京话日报》创办于1904年,这也是北京第一个销量超过万份的报纸。彭翼仲办的三张报纸《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都各有特色,“《启蒙画报》是给儿童看的,特别开明和进步;《京话日报》是白话文,给大众老百姓看的;《中华报》是文言的,是给有文化的成人看的,提高人们的觉悟。”

    《京话日报》当年还连载了杭辛斋的 《猪仔记》,专门揭露华工在英国打工时遭到的非人待遇,是第一家涉及外交的报纸。文章连载后,导致英国大使馆提出抗议,要求清政府封杀报纸,结果彭翼仲表态,报道的内容绝对真实,并愿意承担后果。最后《猪仔记》连载了很长时间。

    还有北京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建筑公司、菜市场、保险公司等,这些跟北京市民息息相关的新生事物都在《京话日报》上有报道。报纸上记载,最早在北京做房地产生意的是浙江人,他们在北京收购一些老的民宅,经过重新建造或修补,再拿到市场上出售或出租。“是最早的建筑公司的雏形。”

    1937年后,随着抗战的开始,宣南地区的报纸一下子就萧条了,只剩下日本人控制的几家报纸。1946年11月,傅作义曾经办过短暂的《平明日报》。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共产党于1946年2月22日创刊于宣外方壶斋,发行销售点在南柳巷永兴寺,总共出了37期。

    李润波说,在中国报业市场的历史上,北京的宣南和上海的望平街占据着重要的角色。后者因为有了《申报》和《新闻报》等几张大报,在中国的报业市场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有了《新闻报》后,当时上海的报纸占了全国的七成左右,而望平街的报纸就占了五成许。

    “就整个中国报纸历史来说,宣南的报纸可以说是排在第一位。但是在近代的中国报业历史上,宣南地区的报业只能排在第二位,望平街排在第一位。”

    李润波告诉记者,假如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宣南的报业不会没落得这么快,“社会只要稳定,报业就发达。报业的兴衰跟国运是相通的。乱世期间报纸虽多,但消失得也快。”

    他认为,跟上海的报业相比,北京地区的报纸普遍趋向于保守,“特别是晚清时期,除了几家报纸外,大部分报纸都以歌功颂德的为主。”

    补白

    彭翼仲和《京话日报》

    《京话日报》是办给有知识的人阅读的,启迪读者政治觉悟,因刚直不阿,多次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揭发社会黑暗面,遭到政府的嫉恨。

    这份报纸从创刊起就表明自己是中国人办的,报端特地说明:“机器、铅字、纸张、油墨,样样咱们不会做,都得到外洋去买”,但“作报的心是中国的”。他所刊载的新闻评论和文艺作品,字里行间无处不充满着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恨和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该报在1904年到1906年曾发动三次规模较大的反帝宣传,揭露英法美虐待华工华人罪行,倡议抵制英货、美货。对清朝官员的腐败行为,也敢于大胆揭露。在创刊号上就申明:“我们这《京话日报》,是一个胆大妄言,不如忌讳,毫无依傍,一定要做完全国民的报纸”;“本报不怕得罪人,知道的就照直说,凡衙门八旗的弊病,明说暗说,毫不留情”。为证实自己的诺言,它刊载了不少揭露性评论。对那些王公贵族、军阀官僚、豪绅地主、流氓恶霸们的恃强凌弱、草菅人命、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丑闻和暴行予以谴责和揭露,因而深受读者喜爱。当然也引起被抨击人的忌恨。

    1906年9月,另一张报纸《中华报》被戴上“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罪名,将彭翼仲、杭辛斋(彭之妹夫)拘捕,不经审讯便将杭辛斋遣送回籍,彭翼仲发配新疆。彭翼仲离京那天,自觉前来送行者达千余人。民国建立,彭翼仲被特赦回京,《京话日报》复刊,但他的性格不改,敢于秉笔直言,终于触怒了袁世凯,报馆再度遭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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