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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号沉没—甲午战争导火索事件始末

2012-10-31 12:05| 发布者: weiwei| 查看: 1108| 评论: 0|原作者: 黄加佳 董少东|来自: 北京日报

摘要: 英国画师所绘的“高升号事件图”。广乙舰丰岛海战中,广乙舰伤重搁浅,被迫自焚弃舰。此图是日军战后检查广乙舰残骸时拍摄。济远舰济远舰主炮。该舰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海军俘虏,图中操炮的是日本水兵。1894年7月25日 ...

 英国画师所绘的“高升号事件图”。 

广乙舰 

丰岛海战中,广乙舰伤重搁浅,被迫自焚弃舰。此图是日军战后检查广乙舰残骸时拍摄。 
 

济远舰 

济远舰主炮。该舰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海军俘虏,图中操炮的是日本水兵。 
 
  1894年7月25日,晴。朝鲜牙山附近海域风平浪静。

    受雇于清政府、满载着1100多名清军官兵和辎重的英国怡和洋行商船高升号,从天津大沽口出发已经两天了,此时几乎已能看到目的地的海岸。就在此时,日本海军巡洋舰浪速号不期而至。在中日两国尚未宣战的情况下,浪速号向毫无武装的高升号发射了鱼雷。遭到攻击的高升号迅速下沉,除少数人获救外,船上800多名清军和船员葬身大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

    6天后,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改变中国命运和近代东亚格局的甲午战争拉开了帷幕。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高升号事件”大多作为“甲午战争导火索”而被人提及。然而,当更多史料浮出水面,人们用国际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则会发现“高升号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标志性,绝非“战争导火索”所能涵盖。这场把中日英三国牵扯在内的公案,既是当时大国角力的反映,又折射出19世纪末国际社会所奉行的“丛林法则”。

    朝鲜半岛火药桶

    许多年之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这样写道:“将来如有人编写中日两国间当时的外交史,当必以东学党之乱为开宗明义第一章。”诚如此言,中日在朝鲜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直到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这种平衡被打破了。

    由于不堪苛政之扰,1894年2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打着“逐灭夷倭,尽灭权贵”口号的东学党,很快席卷了朝鲜半岛。短短三个月起义军控制了朝鲜南部全罗、忠清、庆尚三道,并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机构。眼看形势难以控制,6月2日朝鲜国王李熙向宗主国中国发出了派兵助剿的请求。

    得知这一消息后,日本兴奋异常。早在明治维新初年,“征韩论”就已在日本朝野甚嚣尘上。曾率领著名的“岩仓使节团”访问欧美寻求改革之道的岩仓具视,就曾向政府提出,把朝鲜作为“保全皇国的基础,将来侵略进攻之基本”。19世纪70年代,明治维新元勋西乡隆盛,因极力主张立即出兵朝鲜与政府闹僵,进而竟举兵造反。然而,那时的日本国力尚弱,“征韩”毕竟力不从心。经过20年的变法革新,1894年的日本已今非昔比。风云变幻的朝鲜时局,让他们看到了“征韩”时机。

    就在朝鲜向中国求援的当天,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做出出兵朝鲜的秘密决定(史称“六·二出兵”)。陆奥宗光后来回忆,会议一开始,他就让各位阁员看了朝鲜向中国求援的密报。陆奥宗光说:“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

    陆奥宗光的主张得到了日本内阁成员的一致赞成。6月6日,当清政府按照《中日天津条约》的约定通知日本中国将出兵朝鲜时,日军一个携带重型武器的先头部队已开赴朝鲜了。然而,就在中日两国军队抵达朝鲜后,朝鲜政府对东学党改剿为抚。6月11日,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东学党起义既已平息,朝鲜政府照会中日两国退兵。可就在清政府电令统帅叶志超将军队撤到牙山准备回国时,日本反而加快了派兵速度,大有鲸吞朝鲜之势。7月中旬,日本驻朝兵力已过万人,相比之下中国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反处于劣势。此时的朝鲜半岛犹如一只火药桶,一触即发。

    驻守在牙山的叶志超向北洋大臣李鸿章发出了增兵的请求。可面对兵制落后、各自为战的清军,调兵谈何容易。时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七拼八凑,才凑出2000多人的援军。而如何把这些援军送到朝鲜,又成为李鸿章头疼的一件事。思来想去,李鸿章决定租用英国怡和洋行的商船“高升”、“爱仁”、“飞鲸”,作为清军的运兵船。为什么不用军舰运兵?当时有德国官员分析,中日双方尚在战和之间,为了防止日军借机扩大冲突,李鸿章选择让英国船运送兵马。李鸿章认为,日本人无论如何也不敢对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轮船下手。事实证明,他太看重英国国旗的庇护,又太小瞧了日本人的野心。

    7月20日,高升号等三艘船在天津大沽装好了人员和给养准备起航。可牙山方面却发来信息,清军在当地只征集到30条民船。由于每船一次只能摆渡30人,所以一艘运兵船过驳需要两天时间,无法同时接纳多条船到港。于是,中国方面决定让三艘船分批启碇。爱仁号7月21日先行,飞鲸号次日傍晚出发,高升号则于7月23日晚起航。

    “爱仁”和“飞鲸”两轮先后顺利抵达牙山。谁也没想到仅仅间隔一两天,高升号会在海上遭到灭顶之灾。

   

    狭路相逢

    其实,7月19日李鸿章本来拟定了一个护航计划,即令“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高升号等运兵船。次日,得到日本舰队将由佐世保海军基地出港的情报后,李鸿章考虑到三舰力量太弱,不足以应付意外,又命丁汝昌率海军大队前往牙山湾。可随后发生的两件事,又让李鸿章打消了护航计划。

    7月22日,俄国参赞巴福禄来访。巴福禄对李鸿章说,由于日本不接受俄、英几国的调处,一意孤行非要发动战争,汉城附近的商民尽皆逃散,各国使馆也受到威胁。因此俄国公使喀西尼已“电请国家派兵驱逐”。听完巴福禄的话,李鸿章大喜。他立即电告总理衙门:“似俄真动公愤,未必欲收渔人之利。”

    是日晚间,李鸿章又接到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瑗的来电。龚照瑗称,英国政府已电令其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如必执己见,以后有开战事,倭国一肩担当。”李鸿章认为,这回英国也要对日本动真格的了,赶紧电告总理衙门:“其(英)谓将来各国议开衅之罪,必问倭。”

    由于相信沙俄和英国不会对日本兴兵坐视不管,李鸿章取消了前两日定下的护航计划,把一千多名中国官兵的生命托付给了所谓的“英国国旗的庇护”。

    7月25日,在海上航行了3天的高升号已抵达丰岛海面。早上7时30分,正在值班的大副田泼林忽然发现几艘军舰正向高升号驶来。一个多小时之后,军舰驶近,田泼林看到驶在最前面的军舰,不但悬挂着日本军旗,而且还挂着一面白旗。此时,搭乘高升号前往朝鲜的德国人汉纳根感到一丝紧张。不过两船交会时,他看到那艘奇怪的军舰升降旗一次,向高升号表示敬意,一颗悬着的心又踏实下来。其实这艘挂着两面旗子的军舰并不是日本军舰,而是在丰岛海面遭遇日舰袭击的济远号。

    据《东乡平八郎日记》记载,7月25日是个大晴天。两天前,由“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艘日舰组成的日本第一游击舰队,就从日本佐世保军港出发了。它们逡巡于海上,为的就是寻找中国军舰。早上7时,三艘日舰与正在巡逻的“济远”、“广乙”二舰狭路相逢。

    此时,“济远”、“广乙”也已做好战斗准备,时刻准备迎战。不料,几艘日舰先向东拐了一个弯,又转舵西驶。“济远”管带方伯谦以为其“不欲战”。其实是日本军舰发现自己处于狭窄水路,不宜作战,所以向西驶到广阔海面,占据了有利地形。7时45分,双方相距3000公尺时,日舰吉野号突然向中国军舰发起炮击。丰岛海战就这样在日本不宣而战的情况下打响了。

    当时日军三舰共有30门火炮,而中国两舰只有6门炮。日本史学家藤村道生曾指出:“速射炮在同样的时间内可以比原来的大炮发射出八倍的炮弹,所以将发射的速度计算在内,三十门炮对六门炮的发射比率就成了40:1。”

    如此悬殊的火力对比,战况可想而知。据日军官方文件《日清战争实记》记载:“因相互猛烈炮击,海面骤然硝烟弥漫。驰骋的军舰,劈涛破浪,如蛟龙飞舞,鼋鼍跳跃,无比壮观。清舰虽亦善战,彼二我三,众寡之势,岂能久抗?激战约一小时二十分,清二舰败退。”

    “济远”、“广乙”二舰败北,三艘日舰穷追不舍。眼看就要被追上时,“济远”挂上了白旗和日本军旗,仍旧疾行不止。就在这一跑一追间,几艘军舰遇到了毫不知情的高升号。

    此时,一门心思追击“济远”的浪速号,无心顾及高升号,它用旗语命令高升号“停驶,下锚!”便继续追赶“济远”去了。看“浪速”没停船,不明就里的高升号挂出旗语问:“我是否可以前进?”“浪速”回答:“停航,否则后果自负。”后来,汉纳根一再抱怨高升号船长高惠悌,太听日本人的话了,如果当时抓住机会起锚疾行,可能高升号就不会遭遇如此悲惨的命运。然而,过分相信英国国旗威力的高惠悌,不相信日本人会对一艘英国船采取什么武力行为,因此他把锚下到11浔的深水位。

    胶着的三小时

    眼看追不上“济远”,“浪速”回过头来与“吉野”、“秋津洲”二舰会合。汉纳根后来揣测,大概日舰看到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运兵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几艘舰停下来商议。浪速舰调转船身,将舰上所有的21门火炮都露出来,对准高升号。

    10时左右,浪速号放下一只小艇,向高升号开来,为首者是日本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人见善五郎等人上船后,到船长高惠悌的房间,检查了商船执照。高惠悌出示了执照,并提醒他,高升号是一艘英国商船。可人见善五郎并不理睬,而是要求高升号跟浪速舰走。后来,高惠悌在证词中说,商船绝对无力抵抗一艘军舰,所以他回答人见善五郎说:“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抗议下服从。”

    由于汉纳根能说汉语,他自然承担了船上的翻译工作。后来幸免于难的亲兵前营哨长张玉林回忆,汉纳根对两位清军营官说:“他们要我们装你们到长崎去,我对他说:‘你们两家还没有打仗,我是英国船,英国旗子,我们做的是买卖,照公法你们不能拦阻’。”两位营官说:“我们回大沽到可,万不能到长崎去。”

    日本人看说不动,便走了。高惠悌回忆:“(船上的中国将官们)很坚决地表示反对。我们对他们解释抵抗的无用,因为一颗炮弹就能在短时间中使他们沉没。将官们说:他们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

    清军怕高惠悌驾船投降日本人,于是把他看管起来。高惠悌见说不通,发信号让“浪速”再派小艇过来。人见善五郎过来后,汉纳根对他说:“船长已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许他这样做。军官与士兵坚持让他们回原出发地。”高惠悌也对人见善五郎说:“带信给舰长说,华人拒绝高升船当作俘虏,坚持退回大沽口。”他还强调,高升是一艘英国船,离开中国海港时尚未宣战,“考虑到我们出发尚在和平时期,即使已宣战,这也是个公平合理的要求。”

    高升号上众人的表态并没有打动日军。人见善五郎驾船回到浪速号上后,“浪速”第4次挂出信号:“立刻斩断绳索,或者起锚,随我们前行。”

    此时,双方已经胶着了3个多小时。高惠悌向日本人打出旗语,称自己已被清军控制,对于高升号的去留已莫可奈何。当高惠悌再一次向日舰发出派小艇来商谈的信号时,日本人的耐心已经用完,答复:不能再派小艇。与此同时,浪速号挂出来象征危险的红旗。

    下午1时,浪速号向高升号发射了一枚鱼雷,紧接着6门右舷炮瞄准高升号猛烈攻击。汉纳根在证词中说,鱼雷很可能击中了船的煤库。“顿时白天变成了黑夜,空气中全是煤屑、碎片和水点。”许多人都跳下海去。此时,正在驾驶台上的高惠悌跑到轮机间,抢到一个救生圈,由船边跳下海。他跳下海时,听到一声可怕的爆炸。当他露出海面时,发现周围充满了烟和煤屑。张玉林也回忆,几个炮子打到机器舱里,汽锅炸破。舱内许多人不及逃出,被活活烫死。

    下令击沉高升号的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经发射两次右舷炮后,该船后部即开始倾斜,旋告沉没,历时共30分钟。”

    仅仅30分钟,高升号便带着几百名乘客和无数物资沉入大海。然而,作为那些侥幸逃生的人来说,噩梦才刚刚开始。在他们同大海搏斗的同时,又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海上屠杀。

    海上屠杀

    由于当时场面混乱,且各人身处位置不同,幸存者们对于这场海上屠杀的叙述多有矛盾。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高升号被击沉的过程中,日军不但没有营救落水的中国士兵,还对他们开了枪。

    高升号中炮时,24岁的清兵牟庆新正在船舱底部。船下沉时,他逃出船舱,抓住一个浮梯向上爬,当他爬到桅杆上时,看到浪速舰还在向“高升”开炮。高升号沉下去后,浪速舰又向舢板上的逃生者和水中的人开炮、开枪。

    高升号的火夫头董阿新在遇到攻击时,正在甲板上洗脸吃饭。高升号遭到炮击后,他第一时间爬上桅杆。在桅杆上坚持了十多分钟,他又游到一只舢板上。董阿新回忆,当时舢板上共有40多个人。日军还在向他们和水中的人射击,“子弹落在水中好像下雨”。舢板顷刻间被击沉,船的舵也被击坏。董阿新说,由于潮流太急他不能游到岸边,只好扒住船板不放。

    不会游泳的张玉林只好借助绳索爬上高升号的桅杆。他记得,当时他那根桅杆上爬了33人,另外一根桅杆上也爬着4个人。他看到日军的炮舰用快炮向水里游泳的人射击,他甚至还能形容出当时炮柄转动的姿势和机关枪的响声。张玉林估计,日军的扫射长达一个小时之久。

    然而,套着救生圈跳入海中的船长高惠悌却描述出了另外一番光景。高惠悌说,当他落水后一颗子弹贴着他的耳朵打过,随后弹如雨下,他不得不用救生圈护住头颈。由于高升号船身挡住了浪速号,他断定向他开枪射击的是高升号上的中国士兵。后来,高惠悌和许多欧洲船员被日本人救起。在日本军舰上,他们得到了优待。因此,也有人怀疑高惠悌的证词是受到日本人压力后给出的。不过,高升号突遭厄运,作为船长的高惠悌一门心思只想到自己逃生,对于船上的乘客却十分冷漠。无论从法律还是职业道德而言,高惠悌都有愧于这些中国乘客。在激愤的情况下,清兵向落水的他开枪也是有可能的。

    船上惟一的欧洲乘客汉纳根落水后并没有得到日本人的救护。在漂流了四五个小时后,他游到了丰岛。后来,先后又有两百多名清兵游到丰岛。据《申报》报道,为了以防万一,大家都躲在山坳里,忍饥三日,才被当地渔民发现。朝鲜渔民们把这些幸存者救到村中。汉纳根乘渔船辗转到达仁川,请求停靠在仁川港的德国军舰伊尔达斯号前往营救。7月29日,伊尔达斯号带着米、面包和萝卜来到丰岛。等待救援的幸存者们非常悲惨,他们“全无衣着,几乎裸体”。由于舱位有限,伊尔达斯号分两批才把这些幸存者送回中国。

    (下转第20版)

    (上接第17版)

    愤怒的英国

    挂着英国国旗的高升号被日本舰炮击沉时,正是“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横行世界的年代,消息传来,英国人的震惊和愤怒可想而知。

    高升号被击沉后,先后获知此事的英国驻天津、烟台、仁川领事馆都立即将所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英国公使欧格讷,欧格讷马上给英国外交部发去电报。但是,战端一开,清政府马上封锁了国际密码电报。直到7月29日,英国外交部才收到了欧格讷的首份报告。

    英国驻外使节们,在各自的事件报告中都对日本表示了强烈谴责,并倾向于对日本进行报复。欧格讷在他的首份报告中将日本人称为“卑怯的偷袭者”,并认为:“袭击高升号没有事先警告……说明他们(日本人)行为的非法无耻。”

    遭受了直接损失的怡和洋行印华轮船公司同日也向英国政府报告:“这(高升号事件)是在公海上发生的一种海盗行为……我们强烈认为,应迫使日本政府因残害他们的生命而对其遗属给予赔偿,赔偿额应足以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沉重。”

    当时世界上军力最强的英国海军,甚至在英国政府表态之前就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军事部署。英国远东舰队正巡弋在黄海海域,舰队副司令斐里曼特从欧格讷处获知高升号被日本击沉,随即率舰队前往仁川。敏捷号军舰被派往日本长崎,与日方交涉,射手号军舰出海搜寻日本舰队,要当面向日本舰队司令质询。

    面对斐里曼特来势汹汹的质问,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答复说:“浪速号舰长当时并未接到命令,只是凭一时冲动行事,但事实证明他的行动是有道理的。”

    斐里曼特对此的回应是,通报东亚海域内的英国船只,将为他们提供武装护航。与此同时,斐里曼特命令日本舰队停止对英国商船行使搜查权,确保英国商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受到骚扰”。

    根据英国的外交文书记载,斐里曼特在发给伦敦海军部的电报中建议:“我方应要求立即罢免并拘捕浪速号舰长和那些在两国政府谈判期间指挥军舰卷入事件的高级官员。若不遵从,我应被授权实行报复。最重要的是,应当做些事情以弥补大英旗帜所遭受的侮辱。”对浪速舰不救落水中国士兵的行为,斐里曼特也表示了强烈愤慨:“要是英国军官如此对待敌人,我会希望看到他以谋杀罪受审。”

    面对英国远东舰队的强硬姿态,日本政府很是惴惴不安。其实,在高升号事件中,日本内阁很大程度上是被日本海军牵着鼻子走的。他们本就对击沉英国商船的后果心怀忐忑。日本觊觎中国已久,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与欧洲列强直接冲突。

    据《中日海战史料》记载,日本内阁最初获知高升号事件竟然不是来自海军的报告,而是发自中国上海的电报。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为震怒,担心由此引发列强干预,特别是来自英国的报复,因此痛斥了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

    时任日本外相的陆奥宗光,也在其回忆录《蹇蹇录》中写道:“在最初接到在丰岛海战中我国军舰击沉悬挂英国国旗的一艘运输船的报告时,都想到在日英两国间或因此意外事件而引起一场大纷争,任何人都深为惊骇,因而很多人主张对英国必须立即给予能使其十分满意的表示。”

    7月28日,陆奥宗光给伊藤博文写信,直陈忧惧之心:“此事关系实为重大,其结果几乎难以估量,不堪忧虑。”

    7月31日,英国政府正式通告了高升号事件,并强调“被击沉的那艘英国船,可能还悬挂着英国国旗。”一时间,英国舆论沸腾,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抨击日本,建议政府采取报复措施。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紧急致电陆奥宗光:“所有报纸皆载有此事,并唱反对我国之说。”

    事态的发展正中李鸿章下怀。当初他决定租用英国商船运兵,谋算之中就有这样的局面——日本人要是敢对英国商船动武,惹恼了英国,中国就会得到这个强援。

    高升号被击沉的第二天,李鸿章迅速接见了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极其强烈地抨击日本人在和平时期炮击中立国船只,希望英国舰队司令对日本人采取断然措施。宝士德事后评价道,李鸿章“很善于在日本人侮辱英国一事上‘做文章’”。

    在一时沸反盈天的对日本的谴责声中,清政府满心以为他们所期望的结果是顺理成章的:英国为了谴责日本的野蛮行径而支持中国,甚至与中国合兵抗日。

    高升号事件之后,清政府马上联合英国政府进行了几轮联合调查,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的调查报告,也没有为舆论提供更多的证据材料。他们几乎是在坐等其成。

    反观日本政府,虽然是在意外之中被海军拖下水,斥责“小个子东乡平八郎捅了个天大的麻烦”,但是日本内阁很快高效运转起来,在中、日、英的三国角力中折冲樽俎,站上了最有利的位置。

    英国转舵

    7月31日,日本政府正式向英国通报了击沉高升号的情况。陆奥宗光召见了英国驻日公使巴健特,递交了丰岛海战报告。日本在报告中倒打一耙,诬称是中国军舰先向日舰开火,日舰事后才知道击沉的运输船是英国商船高升号,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这是一份处心积虑、几经篡改的报告。

    挑起战端的日本联合舰队向日本海军省提交的战况报告是初稿,其中描述已经是满纸谎言。接阅报告的海军省主事山本权兵卫在报告中加了一句:“‘济远’进至‘浪速’尾约300米处,突放其尾部鱼雷向我袭击”,以此作为“开战第一枪”,把挑起战端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山本权兵卫煞费苦心,可是忽略了报告中此前还有一句:“‘浪速’暂停炮击”,自相矛盾。报告到了陆奥宗光手头,他马上看出了破绽,又提笔将“暂停炮击”改成了“暂不炮击”,这才理顺了日本的逻辑。

    在给英国提供了这份报告的同时,陆奥宗光还表达了一个十分谦恭的态度:如果查实,确实是日本军舰错打了英国商船,日本将赔偿全部损失。这个态度明显博得了英国的好感,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在随后向日本公使发出的照会中说:“我满意地注意到,日本政府已经表示愿意为其指挥官的失误提供适当赔偿。”

    而清政府则对日英两国交涉中的外交辞令产生了误判。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龚照瑗当日电告李鸿章:“倭今遣使向英告罪,英查例办。”他们期望的英国将追究日本责任,似乎正在变成现实。金伯利给日本公使的照会中的确也有告知:“由于日本海军的行为而使英国公民生命、财产所遭受的一切损失,日本政府必须完全负责。”

    显而易见的是,陆奥宗光是在“反话正说”,要让日本赔偿损失,先要查实日本的责任才行。在此之前,日本要抢先证明击沉高升号没有错。

    恰在此时,英国媒体上出现了支持日本的重磅言论。8月3日,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在《泰晤士报》上刊文,认为日本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他的主要观点有三:一、高升号是为中国军方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可以获得英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二、不能因双方未宣战而禁止日本将高升号视为敌船;三、日本能够证明高升号的清军是开赴朝鲜应对日本军队的,日本将其击沉的确有军事上的需要。

    8月6日,《泰晤士报》又刊登了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同样论调的文章。

    韦斯特莱克和胡兰德是当时国际法方面的泰斗级人物,忽发支持日本言论的动机让人费解。有历史研究者认为是日本暗地里贿赂了英国媒体,此说未有确证,并不足信。不过,确实是日本在高升号事件之后极为高效的后续动作,让他们有效地影响了国际舆论。

    高升号事件后,日本人开始细节的补救。陆奥宗光一再强调“必须制造日本行动的正当性”。高升号事件仅仅一周之后,日本政府就完成了详细的丰岛海战情况报告,并通过外交渠道广泛传播,随后又提供了高升号事件的“末松调查”。而中国联合英国进行的几轮调查却零散而缓慢,始终没有形成系统而有冲击力的叙述。那些国际法专家们能够获得的信息,多数由日本而来。

    在那个殖民主义横行、弱肉强食的年代,所谓国际法,在强国手里本就可以任意解读。日本觊觎中国已久,早在1887年的《清国征讨方略》中就对国际法有着一语中的的认识:“兵力不整时,万国公法亦绝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

    日本很快显示了他们的“兵力”。丰岛海战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清廷陆军在朝鲜战场上一败再败。9月17日,大东沟海战爆发,北洋水师当时虽并未完败,却在随后龟缩至威海港,将制海权拱手让与日本。

    世界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小小的东亚岛国。陆奥宗光敏锐地感觉到,“英国在牙山战役前对我国所怀的感情,现在已是如何的大为改观!”

    这种改观,最直接地体现在英国对待高升号事件的态度上。

    “合法”的击沉

    1894年11月10日,英国皇家大法官赫思齐签署备忘录,正式裁定日本军舰击沉高升号具有完全的合法性。

    英国政府的立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逆转,看似突然,但仔细品味英国政府在此事件中的前后表态,其实一直给自己留着转圜的余地。即便是在8月2日要求日本对击沉高升号负责的照会中,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也留着“活口”:“一旦英国政府收到详细的情况报告而做出最后决定,我会马上向你通报。”换言之,这还不是英国政府的最后决定。

    英国在审时度势,寻找着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当时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赫德就是英国人,他的一句话可以做英国态度转变的最好注脚:“英国在亚洲的经济利益总是指引着其在当地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利益。”

    在李鸿章自以为得计的谋算中,满心想要借高升号事件联英对日,但在英国看来,与新崛起的日本爆发冲突,未必对英国有好处。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溃败和日军超乎寻常的战果,让英国开始调整其亚洲战略。

    英国《泰晤士报》在报道中日甲午战争时说:“日本的军功不愧享受战胜者的荣誉,我们今后不能不承认日本成为东方一个方兴未艾的势力。”

    英国官方报纸《圣詹姆斯公报》则说:“日本正成为太平洋地区的一流强国,英国是无法阻止这一趋势的。而日本对于英国并没有危害,它将毫无疑问地与俄国发生冲突,并逼迫中国更加对外开放,这对英国是有利的。”

    英国作出了“最后决定”:在高升号事件中偏袒日本。

    英国皇家法官的判决与韦斯特莱克和胡兰德的论调如出一辙:即便没有宣战,日舰击沉高升号时战争状态已经存在。高升号为中国运送军队,给了日军以扣押和击沉它的充分理由。这恰恰也是陆奥宗光“制造日本行动正当性”时的书面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国际法学界,正在为战争究竟是以宣战还是战争状态作为开始争论不休。韦斯特莱克和胡兰德恰好是以战争状态认定战争发生的一派。有理由相信,如果英国决定支持中国,同样也能在国际法中找到正当性。

    以战争状态认定战争发生的逻辑,显然给不宣而战的偷袭留下了法理空子。此后数十年间,日本为祸亚洲和世界时,反复使用了这个卑鄙的手段。这是后话。

    而英国判定日本击沉高升号合法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该为高升号的沉没作出赔偿?中国成了这个问题惟一的选择。

    12月4日,英国皇家法官向外交部提交报告,指明“中国有责任赔偿因此事件而给英国臣民和财产造成的损失。”

    中国与怡和洋行签订的租船合同,这时被英国用作向中国索赔的依据。该合同第二十五条约定:“如中日之间发生战争,双方一致完全同意该船立即驶往上海并在上海终止该合同,其条件是租用方可以十九万墨西哥元买下该船,并在终止合同后一个月内于天津或上海付清。”这等于明确了高升号在战争中可能损失的处理办法。

    这个结果让清政府大跌眼镜。甲午战争中完败于日本已经让中国元气大伤,高升号事件不但没能把英国拉在自己一方,反而还要向英国赔款,几近羞辱!

    弱国无外交。中、日、英三国的强弱之分已经注定,清政府在国际法和国际外交中讨不到任何便宜。清政府只能抱定“日本尚未宣战,首先开炮击毁英船,应向该国索赔”的立场反复重申,对赔款“坚拒不许”,却再没有什么办法改变英国的审判结果。

    中英两国的索赔谈判陷入僵持,一谈就是八年多。

    最后的抗争

    高升号的船主怡和洋行,虽然在高升号事件中一直谴责日本,并对中国报以同情,但在商言商,他们真正关切的是高升号的赔偿款。至于谁来出这笔钱,那由英国政府说了算。

    怡和洋行印华轮船公司起初依照合同,索要轮船价值19万墨西哥元(当时在中国流通的墨西哥货币)、租金9000墨西哥元及相应利息,折合约3万英镑。但很快,他们列出了详细索赔清单,索赔金额上升到了46196.9英镑。

    1895年9月,英国外交部将这份索赔清单交给了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中英开始索赔交涉。

    清政府处理高升号事件的首位代表实在不是一个称职的外交官。龚照瑗是李鸿章姻亲,在1893年出任驻英公使前,担任四川布政司,既无外交经验,更不通英法语言,本就是清廷使臣中最受非议的人物之一。在高升号事件的中日英三国角力中,龚照瑗更是没有起到符合其身份的作用。

    在中英索赔谈判的过程中,龚照瑗也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作用。让他声名大作的,是1896年10月秘密抓捕了流亡伦敦的孙中山。英国当局对此甚为不满,迫于英国压力,龚照瑗被迫放人,自己也被清政府召回。

    接替龚照瑗出任驻英公使的,是李鸿章亲信幕僚罗丰禄。罗丰禄是中国最早的“海归”。1877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赴欧留学生,前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这批留学生后来成了清朝海军的主力将官,其中包括刘步蟾、萨镇冰等。而罗丰禄是这批留学生的候选主事、翻译,相当于班主任。罗丰禄自己也在英国入校学习,同时兼任清政府驻英、德使馆翻译。

    深谙洋务的罗丰禄代表清政府继续高升号索赔谈判,一出手就按照国际法的“套路”,给了英国一记猛拳:根据国际海事法律,索赔要求必须在损坏事实发生后的5天内提出,而印华轮船公司在事件发生后一年多后才主张权利,早已过了主张期限。

    根据英国的史料记载,刚上任不久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为此沮丧不已,因为这正是英国的索赔要求在法律要件上的软肋。

    罗丰禄提交照会,对日本行为的合法性以及英国向中国索赔的合法性,都予以了坚决否认。他指出:高升号上的中国军队,是应朝鲜国王的邀请协助平叛,并不是针对日本。其次,多日在海上航行的高升号,不可能得知在它遭遇日舰之前的数小时,中日军舰之间发生了冲突,强加在高升号头上的中立义务就不存在。日本军舰惟一能做的合法行为,就是让高升号返回出发港口——实际上,从各方当事人的证词看,当时高升号船长也是如此与日本军舰交涉的,但被日军拒绝。

    罗丰禄还干脆指明,英国政府在此事件上出现明显矛盾,就只有一个解释:为了政治和外交利益,英国选择了偏袒日本。

    英国政府理屈词穷,无法反驳罗丰禄,但仍坚持原有的判决,索赔的要求丝毫不变。双方寸步不让地僵持了几年,毫无进展。直到1902年。

    此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再次发生了巨大变化。义和团运动刚刚被平息,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前勉撑的大国尊严已荡然无存。

    因为义和团运动,高升号索赔谈判迁延了一段时间。现在,英国政府腾出手来,决定完成这件旷日持久的索赔。

    这一次,英国政府改变了策略。他们知道在罗丰禄那里逞口舌之功不会有什么进展,于是转向了“私人外交”。新任驻华公使萨道义,与义和团运动后权势上升的庆亲王奕劻进行了私人会谈,索要高升号赔款,赔款额上升到了6万多英镑。

    奕劻一方面认定中国没有赔款之理,一方面却又说赔款数额太大,开始讨价还价。结果两个人商定,中国认赔,赔款额打个对折,改为3.3万英镑。

    对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结果,奕劻在其上奏光绪的奏折中说明自己的逻辑:“若日久不决,诚恐在彼借为口实,转致别生枝节,计不如就此和商了结,尚不失两害取轻之意。”话说得婉转,其实就是“花钱买平安”。

    1903年5月,清政府按照汇率比价,拨付白银31万多两,付清了赔款。一场引发历史变革的国际事件,就此画上了句号,也在中国近代史上再次留下了屈辱的一笔。

    而高升号事件的影响远不止31万两白银所能偿清。

    高升号事件是甲午战争中发生最早、牵涉面最广、耗时最长,也是最重大的国际政治多边角逐。清王朝老大帝国的尊严在甲午战争后彻底崩塌,从此沦为亚洲最大的一块肥肉。

    日本通过高升号事件,在西方列强阵营中成功上位,又借着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巨额赔款,国力大增,野心日益膨胀,开始了在亚洲扩张的脚步。

    西方列强放弃了对中日平衡的把握,不再平等相待,高升号事件也是英国亲日路线的开端,对日本的绥靖、纵容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终于酿成了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灾难。

    参考书目:《大东亚的沉没》、《中日战争》、《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蹇蹇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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